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浅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理性中,归纳出三条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有效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言语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所倡导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

哈贝马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二者在世界图景假设、哲学基础、理论性质三方面部有所不同。韦伯立足于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立来建构其合理化理论,因此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普遍真理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世界图景假设是经验世界内的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对立,其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共识的交往合理性。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

现代性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理性的危机,它表现为理性的分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旨在克服这一危机.由于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他不得不把交往行动理论先验化、形式化和理想化.如果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交往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而只能是他的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他想证明的世界的合理性也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     

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

除了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哈贝马斯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政治批判。哈贝马斯逐步形成了以政治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概念———话语政治,并努力地把话语伦理全面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力图阐明一种话语型的新的世界秩序。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也存在西方中心论、逻辑上欠严密等缺陷。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基于对交往合理化的追求。然而,马克思理论中已经蕴涵着基于交往的唯物史观,认为交往与生产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但交往与生产相比,生产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     

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反思、转型与重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同时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承认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关注资产阶级民主扩大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实现对传统意识哲学真理观的超越和整个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建构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倡导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实践,发展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拓展了批判理论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