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选择理论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协调

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选择过程中,会涉及各种利益,有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而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法律选择理论中协调国家利益具有很强的重要性,在国际私法趋同化和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形势下,应更加关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强调国家利益的国际协调.     

我国不宜采取法律·经济财产说的分析框架

本权·占有是一组规范与事实的对应概念,占有是指一种事实上的利益享有状态,本权是指事实上的利益享有状态受到法秩序保护。"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与"本权·占有"的分析框架对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体现的都是规范、事实的对立。我国的财产犯罪都是针对个别财产而言的,因此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框架的基础不稳。此外,综合立法与实践的情况得出我国采用法律·经济财产说的观点在论证上缺乏合理性。在具体结论上,不应当摈弃法益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指导作用,违禁品是财产犯罪的对象,所有权人擅自取回由公权力查封、扣押的财物成立财产犯罪。     

论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承认中的公共秩序

跨国代孕中的公共秩序主要表现为一国法律制度和主流道德习俗中的根本利益,是一国关于代孕的基本立场、确定法定父母身份的法律规则以及人性尊严、禁止身体商品化等伦理道德观念。由于出生地国与接收国在代孕方面与法定父母身份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等根本利益,当意向父母向接收国申请承认其在出生地国取得的法定父母身份时,接收国经常以违背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从公共秩序的适用理论与国际公共秩序理论上分析可知,接收国以违背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出生地国确定的法定父母,既不符合公共秩序适用的客观结果说理论,又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严重侵害跨国代孕儿童的利益。因此,在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的承认中,应该将儿童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限制接收国公共秩序的适用。     

论国际合同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已是国际民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之一,灵活性是其突出的特点,但有过分随意的危险;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方法中利益分析说和特征履行说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针对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的实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应与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相适应,并区分国际商事合同和国际民事合同.     

略论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与特点

国际公共政策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为解决国际公共问题、实现国际共同利益在一定时期共同制定和采取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国际公共政策大多是一种"软政策",它不具有阶级性。从本质上说,国际公共政策是一种国际合作。     

＂政府失败说＂及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政府失败说"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市场缺陷时涉及的一个主题,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核心论题."政府失败说"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是:转变思想观念,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塑造企业化政府,实行法治、善治.     

“元神活泼说”浅析

"元神活泼说"是江盈科提出的文学主张的核心理论,是心学一系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公安派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元神活泼说"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如"性灵说",但它与"性灵说"息息相通,并对"性灵说"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延伸.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关于法的要素的理论界说

关于法的要素．西方法哲学界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是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认为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第二种是哈特的“法律规则说”，认为法律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第三种是德沃金的“规则——原则——政策说”，认为法的要素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原则和政策；第四种是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说”，认为法律是由律令、技术和理想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的“律令成分”又是由规则、原则、概念和标准组成的复杂体系。不同的学说理论代表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并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其中蕴涵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内容。     

无权处分合同的相对无效——对有效说的反思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重新理解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经历了从效力待定说到有效说的争论,目前有效说成为通说,而且也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肯定。但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歇。有效说的立论基础,与我国现行物权移转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矛盾,其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解释相当于重新造法,有违反立法法之嫌。而且其不区分第三人的善意或恶意,剥夺真正权利人对于合同效力的请求权和抗辩权,与民众普遍的是非认知违背,难以获得大众一致认可。本文从体系解释、利益衡量、社会一般认知等方面对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说的立论基础和法律后果进行反思,指出有效说的不足之处。     

权力控制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规范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政府自身存在私利,在不受控制的权力作用之下,政府会为了实现私利而将其掌握的信息加以垄断,由此产生形形色色的不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乃是如何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范在权力控制方面有所欠缺,而权力受到内在或外在控制的宪政机制在我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这正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真正成因。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试论中国法治语境下犯罪本质的理论选择——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我国的犯罪本质理论研究应当在中国法治的语境中进行，并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对刑法学提出的突出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在社会政治论域中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无法适应法治的要求；法益侵害说也不符合中国法治的实际；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才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     

“公司多边治理“质疑——兼论“公司利益相关者论“之法理缺陷

"公司利益相关者论"自传入我国后,对我国公司治理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学者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公司多边治理"的概念,用以重塑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然而,因缺乏相应的法理学基础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行性,目前把"多边治理"引入我国公司治理领域非但不能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和保护社会利益,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论人格上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

肖像、姓名、声音等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使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人格权为具有专属性的非财产权的认识面临挑战,产生了对人格上财产利益进行保护以及承认其可继承性的需要。美国和德国在各自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分别形成了公开权与隐私权分离的"二元"模式和人格权包含财产成分与精神成分的"一元"模式,我国更宜采纳"一元"模式。在"一元"模式下,人格上财产利益是人格要素财产化的结果而具有承认其可继承性的必要。     

法律实施与利益选择——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为例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政府与相对人在司法实践中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行为选择,共同改变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纸面规则。其中上级政府的量化指标考核与和解制度的成本低、收益小是政府与相对人选择和解制度的核心原因。这一现象说明行为主体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下做出了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利益选择,这些实际选择一定程度上虚置和瓦解了纸面的法律规则。因此,在法律制度建构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主体的生存环境与利益选择。     

农民工权利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现实保护二者在现实中存在差距.调查发现,农民工权益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认可,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保障农民工权益要在全社会形成价值认同,即政府、社会、资方与农民工之间在农民工权益问题上达到一种价值共识,形成广泛认同的价值理解机制.农民工也要走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之路,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体.     

论政府制度安排中的义利选择

政府制度安排中的义利选择虽然是在努力实现义利整合的价值模式,但是改革以来,确实出现了种种义利冲突与断裂。理性的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些冲突,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三个代表”与群众利益——关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考

"三个代表"的本质是执政为民,群众利益从根本上讲就是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和群众利益的联系是必然的."群众利益无小事",饱含着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体现着我们党在实践根本宗旨上的执著追求.这句质朴的警言,应该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实践"三个代表"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