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对待主权——从李道刚先生的《欧洲：从民族国家到法的共同体》谈起

主权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国家政制建设方面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主权问题已经受到严重挑战.文章围绕李道刚先生的著作《欧洲:从民族国家到法的共同体》反思了主权理论的建构过程及解构过程的必然性,并指出,对当代中国而言,主权问题固然重要,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对待它.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治理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基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细胞单位。党和政府要求在数智化革命浪潮中应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实践载体,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基于社区传播治理视角,搭建社区融媒体平台、营造社区传播公共空间、打造社区传播结构有助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实现善治,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面对具体实践中的困难,建议建立一个由基层党组织领导,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社区各平台智慧融合的立体化、开放式、包容性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态传播治理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天津市红桥区为例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天津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对社区民族工作摆位不高,思想认识不充分;资源配备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社区民族服务管理偏行政化,群众参与度有待提升等问题。鉴于此,本文建议：提高对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认知;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着力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积极推进工作模式创新;凝聚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合力。     

互嵌与交融：经济互动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基于西北藏区虫草交易的调查

冬虫夏草作为一种西北藏区野生的中草药,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资源之一。虫草的采集、运输、加工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社会因素,使其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以甘南藏族地区为例,调查并分析了虫草作为一种物的媒介,在促进当地汉族、藏族和回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增强少数民族社区凝聚力中的象征意义。研究表明,虫草的采挖及交易涉及多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仅能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能加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与此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社区内部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虫草交易还提供了一种社区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使得少数民族社区成员之间的归属感更加强烈。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民族贸易中的这种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可以被视为一种影响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机制,因此可以从生态互动的维度,进一步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化互嵌式社区民族工作——以A省城市民族工作为例

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并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伴随民族各项事业实践和经验不断积累,民族理论和政策体系日益发展完善.中国社会进入不同发展阶段,民族工作部署和目标任务各不相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建设相嵌融合、相互包容、互惠共生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践途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可从形象、工具、行动等三条路径着手.     

从“民族平等”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百年演变历程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如何正确对待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平等”作为自身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凝聚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阐述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差别化发展政策,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心。面对十八大以来的新形势新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最新成果。通过百年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愈发深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关于互嵌式社区建设的调查报告

城市是各族同胞的共同家园,相互嵌入式的社区建设有助于各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以致亲密无间交往、畅通无阻交流、自然而然交融。互嵌式社区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基本单位,既关系各族群众居住场所的融合构建,也关系各族群众内心精神家园的融合构筑。建设互嵌式社区是推动实现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深入探究影响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因素,梳理各方面问题及其根源,可以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新型城镇化视域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实施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之一,面对社会整合和制度建构的要求,不仅需要宏观和中观的布局和考量,更需要来自基层社会的实践推动。其中,城乡融合发展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视野,人民城市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条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向前迈进。     

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1919—2019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循着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三条线索,分析当今世界三种不同国家的来龙去脉,可以揭开世界的底色,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国际关系图景。民族国家遭遇的挑战,特别是构建中国家的种种遭遇,不仅表明多数民族国家徒有其名,而且也表明这个百年之前开始的世界重塑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历史地看,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人类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如果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其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民族概念展开了不同的设计。一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二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要组成民族”;三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后,“地域性的人”要向“世界历史性的人”转变。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从革命性到现代性再到世界历史性的演进。正确认识以上逻辑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谋大同的历史认同,有助于把握世界民族发展大势。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做出中国贡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科学完整地阐释了中国对文明发展的新理念。面对全球“文明隔阂”的观念困境、全球“文明级差”的秩序困境和全球“文明冲突”的安全困境,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供给多层面公共产品和破解“文明冲突”的迷思等方面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化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     

“民族共治”与“民族区域自治”之辨析

民族共治是现代民族理论学界出现的一个新观点。该观点认为:在中国,民族共治与民族自治是同时存在的,它存在双向两层面的共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当前,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践证明了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民族共治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旋律以及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将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行政、司法与个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互嵌逻辑——以陕北富县“两说一联”为例

在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乡村作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单元形态存在,然而,矛盾纠纷的复杂演变却与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需求相悖。对陕北富县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机制——两说一联的探究发现,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综合考量多重力量的互嵌整合,构建合作利益链条。因此,通过复原矛盾纠纷事件及运用两说一联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从角色定位、利益整合与观念转变角度来探讨互嵌逻辑的实现。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理论旨趣与现实观照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基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人类文明走向而作出的中国判断,标示了全人类需要站在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开展全球治理、合作共赢的共同诉求。它将中国自身的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科学内涵,增强了其时代精神,不断开拓着向更高类型文明转型的广阔道路。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由此,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未完成。     

从＂民族国家＂到＂政治国家＂兼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建国内容、主权归属、权力制约诸方面有显著差异。由于对民族国家所持标准不同,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民族国家内涵方面有较大分歧。然而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拥有相同的现实逻辑,即具有同一性与国家的一般性;但二者在理论逻辑方面具有差异性,即政治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事务和财富,也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被害人同意错误之效力刍议——新“本质错误说”的构建与提倡

关于被害人同意错误的效力,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全面无效说和法益错误说的对立,而阿梅隆教授于20世纪末提出的将同意效力与归责问题进行分离思考的新方案更是加剧了该领域的学说之争。但实际上,这三种学说在当前刑法理论体系内并没能做到尽如人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只有重新审视被害人同意的决意机制,重回同意有效的逻辑原点,建立错误是否导致同意在本质上背离了同意人的主观价值标准和错误是否严重影响同意人的自主决定权的双重判断标准,才能摆脱现有的理论困境。以此建立的相对较为合理的新方案,就是新本质错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