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威对笛卡尔哲学思想的超越

杜威哲学和笛卡尔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二者不论是在形而上学体系的致思范式和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性认识和社会价值观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但是,如果从哲学思想的历史流变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可贵超越。杜威以"经验观念"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唯理论的超越,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笛卡尔的“存在”之思及其争议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他是首先引导出西方近代哲学的人。"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理论是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奠基石,但"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理论在哲学史上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对此的争议以及我对"我思故我在"这个思想理论阐发下我自己的看法和阐述"我思故我在"的起源和理解。     

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存在论的重新奠基

作为普遍怀疑的剩余物,"我思"不仅成了真实可靠的"第一存在",而且成为一切事物之真实存在的合法性源泉;而就超感性的理智活动是"我思"的核心行为而言,存在论被笛卡尔奠定在在场性的概念行为之上。因此,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而确立的是一种在场存在论。不过,这种在场存在论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其传统,笛卡尔不过是第一次自觉地把这种存在论奠定在人类专属的"我思"这一现场行为上。     

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考

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思维模式,遮蔽了对“主体”本身领悟的可能性。“主体性”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德国古典唯心论那里展示为“自我意识的运动”。“主体性”积淀和涵盖全部人性,应当超越德国古典唯心论。作为内涵更为丰富深刻的范畴,“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伴随着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而成为新的重要的哲学课题。胡塞尔在“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思想中突出“交往”和“有效性”,开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先河。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理解“主体间性”,并强调“以言行事”,才能真正进入实际的“交往”和“主体互动”,从而营造出主体间得到共识和沟通的语境。     

走向“和解”的“下降之路”——浅析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对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改造

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为近代西方哲学建立了"主客二分"范式,不过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特别是无法解释人的身心如何协调的问题。斯宾诺莎试图通过实体一元论来克服笛卡尔二元论的内在矛盾,力图超越"主客二分",然而没有成功。后来,斯宾诺莎哲学中缺失的自我意识的主观方面被莱布尼兹的个体性原则补全;客观方面被洛克的经验论所弥补。虽然斯宾诺莎最终没有能够克服主体与实体的分离状态,但是他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解"进程,形成了实体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的"下降之路",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进一步综合奠定了基础。     

论笛卡尔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在近代西方追褒知识的确实性的过程中,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把目光从外在的自然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确立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据此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论西部大开发“新思路”

江泽民总书记 指出：“加快开发西 部地区，要有新的 思路”。研究探寻 这一“新思路”，是 “西部大开发的前 瞻性和基础性的工 作”（中共陕西省委 书记李建国同志 语，见《陕西日报》） ２０００年 １月 １９ 日）。准确全面地 把握西部大开发 “新思路”，从“开发 哲学”层面慎密思 考当代中国西部大 开发面对的国内外 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新格局等等， 一方面汲取国外开 发落后地区的经 验，同时根据当代 中国的特点加以改 造，超越国外“旧思 路”，另一方面又汲 取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沿海的成功经 验，并根据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     

试析康德的"先验自我"概念

"先验自我"概念是康德对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我思"概念进行反思而得到的纯粹概念。康德通过对"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区分以及对灵魂实体的批判和对"我思"概念的纯化,将其界定为一个自行构造功能的逻辑主体,从而顺利完成了对"经验自我"以及经验世界的建构。但是"先验自我"在试图解决近代哲学矛盾的同时却陷入了新的困境。     

笛卡尔的"我思"与"人"

笛卡尔以"我思"为核心的二元论哲学摧毁古代的理解模式,代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解释理论,从不同层面理解"人",涉及心灵、身体、身心统一体三个方面,以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人类学的急剧变化,影响到人的道德和自制的全部体系,致使"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更为复杂,体现了其现代性特征.     

以清楚的思替代图画式的想——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研究

冯友兰认为,哲学不同于宗教的关键是,宗教以一种图画式底想为特征,而哲学则是一种清楚底思,这种清楚底思更能给人提供一种精神依托。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既出世又入世的精神,使中国人有着超越现实,但又不脱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以哲学代替宗教,尤其在中国社会,以中国哲学代宗教很有可能性和现实性。     

笛卡尔的悟道

以笛卡尔在荷兰所作"默祷"为依据,可对他的"沉思"给予新的阐释。笛卡尔哲学的真正源点不是哲学理性的单一玄思而是宗教层面的默祷体验,这就是用直观而非概念性思维的方式诠显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次第,并回应自康德以来所提出的哲学和宗教之关系的一般性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

“问题意识”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哲学自身及哲学与生活实践的矛盾的自我反省、批判和超越的自觉。“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 它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批判本性之中。对“问题意识”的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问题意识”的自觉， 其实质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全知全能化的警惕， 因而对“问题意识”的自觉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自我意识概念的形成及其意义

自我意识概念萌发于苏格拉底经笛卡尔至康德手中形成为一本体论概念。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合理地指出了自我意识的根源和实质。自我意识是一个基础性的哲学概念和基本的思想原则，是哲学思考的精神动力。失去它，哲学就是无根的浮萍。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就陷入了唯心主义，作为把哲学重新引导上唯物主义道路的第一人，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非常深刻，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对费尔巴啥人的思想、宗教观、认识论三方面进行了超越。     

超人——重估一切价值的最后落脚点

“超人”是尼采向往的新人性，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落脚点。尼采的三个隐喻：超人是“大地的意志”、超人是“大海”、超人是“闪电”，表明超人的能力和品质。超人的产生过程，即“精神的三种变形”：骆驼、狮子和小孩，它们分别代表信徒、笛卡尔主义哲学家和尼采本人，从而揭示了超人的哲学内涵     

葛兰西对克罗齐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葛兰西的“完整国家”理论实现了对克罗齐“伦理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实践哲学强调政治实践，超越了处于思辨层面的伦理政治史观；“完整国家”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结合，突出个人的作用，超越了“伦理国家”忽视人的活动和把国家完全机构化的缺陷；“阵地战”将组织系统、工业系统纳入整个战争，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超越了“消极革命”的不现实性。葛兰西和克罗齐关于建立文化国家的构想，实现了国家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学习研究《大众哲学》

现代著名哲学家艾思奇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其著作《大众哲学》问世后，引导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蔡尚思题词称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李公朴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笛卡尔“上帝存在”证明与其理性主义哲学的关系

笛卡尔高扬理性的权威,崇尚思维的自由,并把寻求具有确实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作为哲学的最高使命,因而他被称为是西方近代唯理论学说的创始人、理性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就称其为"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并认为"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性的东西。宗教所假定的东西被抛弃了,人们寻求的只是证明,不是内容。"但一方面在     

马克思的“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的开启——从与黑格尔、卢梭的关系视角之审视

黑格尔、卢梭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应被立足于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启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者辩证统一发展之社会整合视域。卢梭的政治学说和国家观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内在地影响了马克思这一整合视域。在如何整合“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和谐辩证统一发展问题的思维路径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卢梭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并内在地构成了他们三者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机制。“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至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澄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中,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清算和批判, 揭露了黑格尔在社会、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法哲学观,实现了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和超越,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