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及标准的实践把握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非法口供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辩方提出-控方证明"总体上具有合理性。鉴于非法证据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及标准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辩方履行非法口供争点建立责任的限度,二是控方完成非法口供证明责任的标准。     

正当防卫之司法证明浅析——以一起案件为切入点

从正当防卫的法律意义上来看,控方应该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辩方的证明责任是相对的,控方的证明责任是绝对的。在具体的司法证明过程中,根据案件证据的具体情况,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转移。辩方承担正当防卫的"程序启动"的证明责任,控方则最终承担正当防卫实质上的证明责任。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探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但是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模糊,不能满足司法实务的需要。目前,具体开展社会调查的依据主要是各地方性立法,社会调查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因而出现各种问题:合法性不足、调查主体专业性不够、调查报告可靠性不强。所以,可以从强制侦查机关启动社会调查、寻求专业化的调查主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的性质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建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法律规定,所以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报告的撰写等没有统一规范,全国各地做法各异。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做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但对社会调查的细节依然没有规定。因此,围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社会调查程序起点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辩方不应承担证据展示义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公布引发了阅卷权制度中关于辩方是否有义务将其获取的无罪证据告知控方问题的讨论。我国现阶段应以完善辩护律师的单向阅卷权、不给辩方施加证据告知义务为宜,刑诉法修改中也应强化辩方权利、制约控方权力,以维系控辩平衡。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文本考察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有三个文本。经过10余年的立法发展、司法实践,《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3]7号)》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文本,其确立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贯穿于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但也存在缺陷,如专家化程度不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诉讼权利保障上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当其在法治框架下审视的话,《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三个文本也体现出权力主导特色。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价值根基及在社会调查报告中的体现——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目标为视角的讨论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一定要满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目标的需要,契合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履行末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司法工作职责的需要.只有深入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价值目标的层面才能洞悉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根基,才能结合不同的价值目标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应着力反映的主要内容.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开展已久,《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这是对司法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回应与产物。文章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品格证据,该制度的完善对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再社会化,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社会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一直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指导方针。若要使该制度发挥其优越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关键是明晰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以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研究视角,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之内容,才能准确界定其属于量刑证据材料。     

警察职能视野下的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管护

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是少年司法的重要内容,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进行管护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公安机关可以在建立、健全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再犯罪风险评估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多元化教育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警察职能,构建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管护机制,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平衡问题的处理

所谓“控辩平衡”,即刑事诉讼中控方(侦查、起诉方)与辩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事实与法律,展开调查、取证、辩论,法官根据双方的举证,居中作出裁判。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三方诉讼主体,即检察机关、嫌疑人或被告人、审判机关(以下简称“控、辩、审”),作为     

论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第五编新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在侦查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遵守案件办理程序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应该遵守教育、感化、挽救、特别保护、全面调查、分案处理、迅速简易、个别化审理等原则,要从传唤、讯问、强制措施的适用等各个方面注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浅析证据展示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立法完善

证据展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弥补受追诉方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能力不如控方那么强大所造成的诉讼不均衡,由作为追究犯罪一方的控方将其搜集到的证据向受追诉方即辩方展示,而辩方也在一定范围内将其搜集到的证据向控方展示的一项诉讼制度。     

精神病问题证明责任之我见

关于我国被告人是否存在精神病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点，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区别对待：一是一般情况推定正常，无须专门证明；二是有疑点控方必须证明或者法院必须查明；三是辩方提出抗辩时，控方必须证明或者法院必须查明。     

刑事诉讼辩方证据开示制度初探

证据开示制度 ,是刑事诉讼对抗制方式的必然要求 ,它已由控方单向开示发展为控辨双方双向开示 ,以确保程序公正。作者在此前提下 ,探讨了建立我国辩方的证据开示的制度设想。     

检视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之再探索——以W市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汲取了多年来的探索经验,在法律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2019年年末通过的《社区矫正法》第18条赋予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调查评估的权利。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进行积极有益的尝试。但对W市2017年～2019年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研究中发现司法机关在运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调查主体多样化、调查内容欠规范、报告质量不达标、缺少异地社会调查及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不明确等问题。解决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司法机关完善和规范调查报告的收集、审查程序,明确调查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和支持。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探析

初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没有纳入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却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法律关于初查制度的规定仅见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立法层面的缺失使得其在合法性上存在一定问题,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理论层面争议较大。同时,由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初查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笼统,使得初查制度无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实务层面存在较大问题。鉴于此,有必要理顺初查制度的基点,进一步规范初查制度的实施,以便公安机关能够更好地运用初查制度解决问题。     

试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承担主体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少年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作了明确规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基本问题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属于隐私权的一种,是特殊未成年人的一项特殊人格权。理论上对该项权利的立法目的、特殊性质、相关责任主体以及救济制度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或空白,影响了实践中对该项权利的理解和保护,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是这项权利的立法目的,也是正确认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关键。该项权利在主体、核心内容等方面与其它隐私权存在差异,权利的责任主体不仅包括司法部门,还包括学校、企业等相关社会成员单位。此外,权利主体请求侵权人履行民事责任以及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保护该项权利。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部分冲突,应当理性去看待分析,通过实证的调查研究去判断是否解决这种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