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法治进路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赋能治理，是因为数字技术可以使国家精准识别特定个体并提升宏观治理水平，赋能立法和科学决策、自动化行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公众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但数字治理也存在诸多难题。系统化构建数字治理的基础制度、平衡数字治理中的多维度法律价值、强化对数字公权力的制度控制以建构技术发展的社会信任基础、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数字治理的国际化水平、预防和矫治数字治理的异化，是数字治理应当遵循的基本法治进路。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因此，一个法治国家要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保障人权和增进人的福祉，就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正当程序法律制度，如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公泉参与制度、权力制约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申诉与救济制度等。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制度建设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路径,而促使和保障这些制度协调运行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只有以法治作为基本方略和调整机制来治理社会,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才能将这个社会建设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社会。     

社会管理法治一体化研究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管理的法治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体化的法治可以使社会管理法治更加实用、更加具体、更加成熟和更加超前。在我国,要实现社会管理法治一体化必须统一法律典则、统一制度设计、统一责任和统一司法化。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法治为主导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使法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基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在对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建设内涵、两者关系分析和法治理念之下,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法律体系建设路径,从而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状态和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法治社会表达诉求不能“任性”

吴仕春在《法制日报》上撰文认为,在法治社会中,有序表达社会诉求既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又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基本原则。诉求表达是现代社会进步与完善的动力,法治社会也不例外。但诉求表达形式各有不同,有暴力与平和、干扰社会秩序与有序表达的区别。从法治社会的本质来看,表达民众诉求,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必须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在法治社会,法律制度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任何公开的行为都必须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现代法治国家述论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包含着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司法独立等基本理念,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要求依据法律原则处理国家的各项事业,使法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认真对待法治思维

现实中推动法治建设的当下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持续深化改革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日益趋于差异化、复杂化的"风险社会"。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在于,进一步以良法祛除非法、非份、非常权力,乃至更为彻底地根治制度特权的流弊,藉此撬动国家治理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而良法的实现基石,就是更多地借助于程序来达成共识,不断确立以法权为中心和寻求法权最大化的法治理念定位,以及相应推动宪法立法适用和宪法监督适用之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在行政和司法的体系化改革上有所作为,特别是指向以"限制和约束政府公权力"为导向的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让司法通过渐次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研磨解释技术和以调解等法律的弹性化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日益生长的分歧和不确定性。此外,削弱制度特权的切入点,乃是从制度设计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以及反向借助于制度之维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有效监督,以更好实现良法善治。     

儒、法治国思想比较——谈人治与法治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法律制度?在统治方法上,主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还是法律强制,这是自古以来"人治"与"法治"之争的主要内容.     

法律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社会不公多与法律制度不公有关。完善法律制度,保证立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现以体现公正价值,体现民众意愿,适应社会发展的良法之治。同时还应该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

法律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条文,但是在实质意义上法律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法律规范是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载体。我国的各种法律制度正在或者已经建立,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浅谈法治的基本理念

法治理念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理念，其最为基本的含义就是以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法律为根本和最高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