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运用秘密力量侦查法律程序之构想

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收集情报、协助侦查工作方面大量使用秘密力量,这一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运用秘密力量获取的证据出现了不少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秘密力量侦查的正常使用。秘密力量侦查立法应遵循平衡原则、权衡原则、监督制约的过程控制原则、侦查成本控制与侦查效益效率原则。合理界定秘密力量侦查适用的对象、科学设计秘密力量侦查启动的程序。通过没有得到批准而采取的秘密力量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应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予以排除,不承认其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秘密力量在合法的秘密侦查活动中,由于紧急情况的出现不得已违反一定的程序获取的证据,可以承认其证据效力。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中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秘密侦查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现代秘密侦查制度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欧一美一欧的三段式"历程:发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随后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各国的秘密侦查实践又受到美国制度的强大影响并逐步走向合法化、成文法化.近现代秘密侦查兴起的历史规律体现为由军事、政治斗争向普通犯罪领域延伸;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特殊犯罪类型的出现是各国秘密侦查兴起的一项直接动因;不同的秘密侦查手段之间出现了一种与产生时间顺序同规范化程度相悖的现象.     

浅议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洗钱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传统侦查措施面临侦查途径选择难、询问难、取证难等一系列困境,难以及时、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侦查中既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又在侦查实践中得到了肯定。秘密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技术类侦查措施、诱惑类侦查措施和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这些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毒品犯罪的秘密侦查问题研究——毒品犯罪秘密侦查手段的立法完善探讨

当前严峻的毒品犯罪态势使一般侦查手段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秘密侦查手段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秘密侦查手段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执法依据、适用对象及司法救济方式等问题.     

关于秘密侦查性质的几点思考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秘密侦查活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性质的理解方面,却存在许多不明确之处.在对秘密侦查进行探讨时,必须首先确定它的性质,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秘密侦查的秘密性是主客观的相统一;通过对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比较,可以看出,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的一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含义.     

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证据规则分析研究

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但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体系在实体规制、程序规制、证据制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证据规则,它直接体现立法目的以及影响该措施能否有效实施。在学术界对于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的表述尚未统一,其关系未形成统一界定,二者对于证据规则问题没有进行区分,这极大影响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应用。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得出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以分析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证据规则的问题,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     

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浅议秘密侦查之立法

秘密侦查手段是对付走私、贩毒、贩运假币,有组织犯罪等无被害人的隐蔽性、复杂性案件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秘密侦查在立法上进行授权,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规定,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侦查秘密原则初步研究

侦查秘密原则作为规范侦查程序的一项法律原则,在两大法系都有明确的体现。侦查秘密原则具有法理依据与内在机理,其内在构成包括范围与内容、适用时段、适用对象、保障措施。侦查秘密原则是相对的,其例外情形正是该原则的适用边界,侦查公开仅仅是侦查秘密原则的例外。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规定的偏颇与完善

在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内,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虽同属侦查措施的范围,但两者关系并无得到广泛认可的渊源。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诉法》在第2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中第8节设立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内容上包含了不属于技术侦查的秘密侦查措施。学术界的分歧、立法的模糊和域内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导致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逻辑关系混乱的主要原因。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是否属于技术侦查措施,有待商榷。当前的"技术侦查措施"的节名,虽可修正为"特殊侦查措施",但并非最恰当,将其修正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堪可相对完善。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思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了技术侦查及其他秘密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规制程序和证据效力。这无疑是我国刑事侦查法律规范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进步和完善。但是,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不仅混淆了秘密侦查措施的种属关系,赋予侦查机关较为宽泛的权力,也是对有关公民权利的挑战,甚至会影响到专门机关的公正性。从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模式入手,在肯定该制度立法意义的基础上,针对现有法律中的不足,提出一些完善秘密侦查制度的建议,从而思考如何在侦查机关的权力制约与诉讼权能发挥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以秘密侦查理论为基础的反思

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亮点之一,很多方面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新增的本节当中,几个值得进一步明确或完善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秘密侦查是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上位概念,本节以“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标题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秘密侦查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轨道之上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的重大进步意义之一。但本节内容较为粗糙,特别是在具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条件、批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欠佳,本节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不能满足秘密侦查实际需要,为规范和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必须对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可采取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宪法和刑诉法授权侦查机关各自单独立法来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二是在刑诉法中将所有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共同加以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审批原则;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规定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批准主体和监督主体、实施期限和延长程序,以及秘密侦查记录的销毁制度;规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秘密侦查概念辨析

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的认识上,理论界有不少混乱之处,这就需要为秘密侦查的认定重新划定标准,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赋予秘密侦查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