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官员问责制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的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应当从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效果等方面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与不足,以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薄弱环节与对策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强化官员责任与改进政府管理的有效制度,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与丰富的价值意蕴.但领导干部问责制在中国推行起步较晚,当前存在着异体问责薄弱、职责界定不清、问责范围过窄、程序设置简单、问责文化滞后等薄弱环节,因此亟须探求破解路径,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文化等维度去推进官员问责的制度创新,以期对提高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裨益.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全面提升官员问责制效能的对策研究

官员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角度加以衡量,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因此如何有计划、有预期地将官员问责的运行纳入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来,避免问责过程、问责手段的随机性与盲目性,并实现问责制的效能提升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制的重要举措。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我国官员问责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媒体报道、公民监督的深入,官员问责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近几年的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已逐步呈现常态化、制度化。官员问责的背后是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与公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官员问责法律缺失、复出机制及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责任追究意识存在误区等因素,制约了官员问责制的落实。建立官员问责法律、加强制度供给、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转变问责观念等是保障官员问责制落实的几种途径。     

正视问责制的三大瓶颈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政治社会中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中,问责制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问责制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当前问责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政府信息公开化不够、问责主体缺位,客体不清楚、问责力度不够.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问责官员复出的失范与规制

问责官员的复出不仅关系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应当慎之又慎。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约束,"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及"正当"复出偏离"善"价值等失范现象,消解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滋长了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应构建完备的官员复出实体制度,作出严格的官员复出的程序性安排,对问责官员复出进行全程监督,以规范官员复出。     

官员问责制度的现有问题与完善途径

自2003年以来，以高官问责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责任政府。但在实施官员问责制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须对问责制加以完善。     

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实施还面临许多问题和难点,需要认真研究,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区分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最近几年,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要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二要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具体涉及到启动程序、调查处理程序、申诉复查程序及执行监督程序;三要建立健全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当前主要是完善党政信息公开机制,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四要建立健全问责官员进退机制,设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     

新理论新观点

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使其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第一,要明确问责主体及其权限。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活动,行政问责必须由特定的主体     

当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及对策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当前,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透明度较低、程序不规范、操作弹性大等问题。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因此,分析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略论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