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妇女的健康状况和保健质量处于劣势、家庭内部营养品分配的不平等及生育和节育手术的不平等三个方面。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影响了妇女的生计选择;减少了她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因多胎生育增加了孩子的抚养成本;也导致妇女妇科病增多,难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造成家庭贫困。而贫困进一步加剧了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教育问题:水族个案

本文以水族为个案,结合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求少数民族性别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妇女的影响。水族传统性别文化以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为依托,在相应的劳作分工中,对女性角色进行了规范和定义,女性在家庭内部处于弱势地位。传统性别文化的性别角色定义影响了家庭对女性教育价值的判断以及女性对自身教育价值的认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在女性群体间的代际流动,影响了现代水族女性教育机会的获得。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

本研究运用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以期能够客观地反映目前中国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及其地区差异,为制定合理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参与对少数民族两性家庭分工的影响——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家务劳动与两性就业,一直是女性主义学者考察两性平等的核心内容。旅游经济在西江千户苗寨的发展,使当地参与旅游服务的家庭中两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发生了变化,女性家务劳动的参与份额在下降,两性在家庭内的地位渐趋平等。女性在旅游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加上技术的进步、性别平等理念的出现及女性时间意识的觉醒,使当地女性具备与丈夫进行家务协商的能力,形塑了多元的家务分工模式。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天津市的调查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对社会主体推动两性社会性别平等、改善两性社会关系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文章在对社会性别平等认知概念、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理论模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天津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社会参与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认知影响显著;职业状况变量作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和社会参与的中介变量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显著。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995-2005)

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市场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判断

对市场转型以来性别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围绕四种重要解释机制--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以及家庭责任展开。通过文献回顾,文章试图厘清市场转型以来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核心因素,全面呈现有关性别收入不平等议题的已有研究进展,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设想。     

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中的作用研究

文章从背景和依据、职能内容、作用与成效方面探讨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的作用问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立法促进法律的性别平等、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妇女的规划中推进性别平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倡导、在中外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中国妇女/性别平等发展和扩大国际影响、促进家庭性别平等和改善女童发展环境。     

性别平等与包容性增长——第十三届中国女经济学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7月23日,由中国女经济学者联谊网络主办的"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增长暨第十三届中国女经济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从多维度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家庭内部以及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探寻促进女性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和经验。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时间、空间、情境: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三维性

本文通过整合时间、空间、情境三维因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两性平等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解读维系性别不平等的显性和潜在的文化、社会及制度机制,深入发掘不利于两性平等发展的多层次且错综复杂的内在原因。生命历程属私人领域,但其发展轨迹受制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中的各种事件,并在不同时间与多种情境因素交结和互动。同时,通过突出事件之间、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政策之间、公域与私域之间的连接,本文还反思了过去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性平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旨在为政府协调、调整、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措施、法律或法规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评价性别平等的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评价性别平等,以社会标准,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由于个体的差异,还存在一个个人的标准,即个体对平等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不同标准的矛盾产生了一些问题,如性别意识的弱化、性别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对男性不平等的忽视。本文讨论了这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看法。     

论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我国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它构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限制了人才的流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全面展开。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取消户籍管理，也并非无条件的开放户口。其最终是要实现户口的非物质化的目标。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转移顺序和劳动性别分工,可以发现这种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距,而性别发展差距的实质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这种性别发展差距危害农村妇女的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而且性别发展差距的存在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大病风险冲击下农户户内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四川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首先利用四川省秦巴山区一个县2696户农户调查数据和153户深度访谈数据,考察贫困地区农户大病风险以及大病风险下农户户内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然后通过典型案例总结大病风险下农户户内女性劳动供给的模式。研究发现,农村女性面临更多的大病风险,但却提供更多的户内劳动供给———从事更多的家庭收入创造活动和提供家庭成员大病患者的照料服务。文章最后讨论了大病风险下户内劳动供给性别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对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的性别检视

笔者以社会性别视角检视关于退休年龄改革的“四步”方案、“小步渐进”方案、“分步推进”方案和“柔性退休”方案，发现其中存在对性别平等的忽视和误解，阐述了退休年龄改革的首要目标、理念和立法技术。提出“双轨制弹性退休”方案，以消除性别歧视为首要目标，兼顾不同岗位男女职工的需求及利益期待差异，尊重其在满足工龄或者缴费底线的前提下选择提前退休的权利，同时考虑就业和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加剧的现实，设置自愿弹性退休制与强制性退休制相结合的退休年龄制度。     

论占有制度的经济学价值

我国对占有制度的研究素来都很不充分，《物权法》关于占有的规定也只有五条，与其他编相比显得过于单薄而且极其不相称。立法的单薄显示出研究的薄弱，为了进一步完善立法，必须对占有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而研究的起点就是占有制度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占有制度在经济学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既是达到效益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modern Taiwan experi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persion of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Statistics show that inequality of income has increased since the early 1980s as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has declined from 11.6% in 1986 to 4.1% in 2005. The empirical resul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lso fails to support the conventional inverted-U Kuznets curve. Factors leading to change in income disparity may be attributed to variations in family formation,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the recent change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policy. Among them, increas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deteriorate overall income share, although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helps to alleviate inequity. The new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reform since 2000 are detected to aggravate income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