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动结构的认知语义研究

英语中动结构是一种特殊的语态类型,具有自身的句法特征,它表示的是事物本身的内在本质属性,而非看重于被动关系的传达。它其具有的典型语义特征是：主语施事隐含、非事件性以及情态性。     

论形名组配的语义互动性——以“老＋N”结构为例

文中主要分析了常用形容词“老”的语义特征及其对名词的语义选择。“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语义特征：时间延续性、自变性和量度特征；同时它对与其匹配的名词也有语义上的要求：名词需具有时间上的可延续性、且性能上应以自变为主。     

基于小说语体的现代汉语伴随义“X随”类动词考察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     

实现“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的有机结合——公安院校刑事侦查专业教学改革之思路

实现“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两种教育模式的相溶是公安院校刑事侦查专业教学改革的关键 ,从某种角度上说 ,促进两者的溶合也是当前公安院校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通过溶合 ,按照“两部式教育”模式 ,并采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设计“前半部”与“后半部”的教学。前半部的“学历式教育”与普通高校的教学大体相当 ;而后半部的“培训式教育”则是一种“块状教学” ,其教学方案应有独到之处。此外 ,为了使这一溶合能够顺利地进行 ,还应为“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的相溶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现“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的有机结合——公安院校刑事侦查专业教学改革之思路

实现“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两种教育模式的相溶是公安院校刑事侦查专业教学改革的关键 ,从某种角度上说 ,促进两者的溶合也是当前公安院校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通过溶合 ,按照“两部式教育”模式 ,并采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设计“前半部”与“后半部”的教学。前半部的“学历式教育”与普通高校的教学大体相当 ;而后半部的“培训式教育”则是一种“块状教学” ,其教学方案应有独到之处。此外 ,为了使这一溶合能够顺利地进行 ,还应为“学历式教育”与“培训式教育”的相溶创造必要的条件     

“认知主义视界的汉语语法”专题研究——汉语“口”和韩语“”的认知对比分析

汉语“口”和韩语“”的基本意义都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在此基础上都有相关性和相似性扩展,其扩展动因是转喻、隐喻以及规约的内心意象.汉语“口”和韩语“”尽管在扩展细节上有诸多差异,但基本认知原则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即人类语言的共性总是大于其个性.     

浅谈“女”部汉字所蕴涵的文化

女部汉字的表意结构,凝结了华夏先民的智慧,蕴涵着华夏先民的文化。对汉字做出正确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和领会它深藏的文化内涵。解构女部汉字可知,它反映了母系氏族文化、婚嫁文化和女性尊卑问题。     

析对“医闹”类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近年来,医闹类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危及到国家公益事业单位和医务工作者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的稳定。处置对策:1.严格依法行事,切实履行职责;2.加强区域防控,实时布置医疗机构警务室和合理配置警力;3.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民警到医院挂职任职的警务新模式;等。     

关于妥善处置农村“两会一部”及拖欠农民款引发不安定因素的对策

目前,部分农村“两会一部”拖欠农民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文就此类突发事件的成因,以及引发不安定因素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妥善处置的对策措施。     

公安院校“体改生”在实践教学中的法律瓶颈和综合破解——基于河南警察学院ABAB教学模式的考察

准公务员、准警察和国家统招大学生这三重身份叠加的特殊性带来的是"体改生"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在实践教学环节,"体改生"面临着在主体身份和基本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瓶颈问题。以河南警察学院ABAB教学模式为代表的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下一步改革中,应当从法律保障、政策保障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