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消极补强规则的实质化

真实口供证明力强大,虚假口供破坏力强大。防止法院采纳虚假口供是降低错案风险的核心环节之一。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防范虚假口供的证据规则,即刑诉法和司法解释中确立的各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和口供补强规则。前者范围有限,且在防止虚假供述方面存在内在困境。后者以证明力为中心的规制方法值得肯定,但其中的消极补强规则在实践中可能变为任意补强,积极补强规则可能会使法官采信虚假口供"合法化"。为使补强规则发挥功效,需要把积极补强规则的精神—补强程度—吸收到消极补强规则的规制方式—否定方式—之中,并结合真假供述的判断原理,使消极补强规则实质化:即任何口供,只有其中包含的"隐蔽性情节",在基本排除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情形下获得,且与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实现消极补强规则的规制目标,刑诉法所确立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应当进一步予以完善。     

我国刑事判例的效力定位探究

对判俐制度的研究，我国目前已经从是否和能否借鉴判例制度的层面提高到了如何创设中国特色判例制度（或称案例指导制度）的层面。在如何解决判例制度的焦点问题——判例的效力上，通过对两大法系下的判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在刑事法范畴内对我国刑事判例可以作三个效力层次的定位：一是立法层面上的约束效力；二是司法层面上的约束效力；三是司法层面上的指导效力。     

自白补强规则比较研究

对自白进行补强是限制自白证明力和遏制非法取证的必要手段。本文对美国和日本自白补强规则中的补强证据证明对象、证据能力和证明程度以及共犯自白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补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它不仅可以补强自白,还应当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并且应达到相当的证明程度。我国的自白补强规则极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论意思表示效力规则

文章分析了意思表示的五项要素后,指出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将蕴含有法律行为内容的效果意思通过一定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感知,产生一定拘束力的活动。文章最后从有无相对人两个方面对意思表示效力规则进行了评析。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是对意定主义模式下行政行为产生的“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是否认可的问题。合法性只是效力判断的一个基准而非全部基准，是进行判断的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决定了效力判断不可能是一个在合法性与效力之间进行简单比照的过程，而必须综合考虑行为与结果并存的二元化对象基准、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要素基准以及法、理、情互补的逻辑基准，在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瑕疵衡量、利害衡量、价值衡量等规则进行分析判断。     

空白罪状补充规则的适用

从整体理解,用以补充空白罪状的规范体系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在具体的解释时,补充规范对空白罪状的补充存在以下规则:法益同一规则、效力等级要求规则、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不必要规则、第二次补充间接援引规则、直接补充规则。     

民事检察和解的效力补强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要立足本职工作,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随着民法典的全面实施,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到充分彰显。而民事检察和解作为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但现实中,民事检察和解依赖于当事人的最终自愿履行,欠缺强制执行力,效力受限难以保证实际效果。应围绕树立正确理念、发挥上层引领、规范操作流程、加强检法衔接等方面,努力探索司法确认、深化听证审查、纳入信用体系等做法,全方位推进民事检察和解机制建设,不断补强其效力,切实发挥民事检察和解参与社会治理、定分止争、增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试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之完善

在历史上口供一直被称为证据之王，许多案件只有具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才能结案定罪，致使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有违司法公正的行为屡禁不止。对于这一状况的改善，必须着眼于增强口供的可信性及证明力，通过口供补强规则的确立，使口供的积极作用得到正确发挥。     

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几个问题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口供补强规则存在的立法缺陷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对口供补强规则的一些认识，通过对口供补强规则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如需要补强的口供的范围、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口供补强的程度、共犯之间的口供能否相互补强等进行探讨，提出我国应当兼采实质说与形式说，合理设定补强范围和补强标准，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应当是主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同案犯的口供不能通过一致性获得补强。进而对我国完善口供补强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探析

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证明力规则,主要目的在于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证明力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提出了补强要求。应以实体法为依据,从证据法的角度对该补强规则的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和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能力、共犯有罪供述方面进行明确,以求补强规则能在刑事司法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社团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适用法律行为规则.物权法、公司法虽设有特别规则,但二者关于决议行为效力类型及瑕疵事由的规定均不周延且相互冲突,无法满足司法需求.非公司法人等的决议行为更面临法律规制漏洞.未来民法典总则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规制决议行为的伦理基础并非程序正义,而系社团自治,应围绕社团自治建构规则.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经有召集权者召集会议作出多数决,方形成决议.已成立的决议需满足有决议权限、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要件,方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对应,无决议权限、程序瑕疵、表决瑕疵、内容违法、违反规约及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可撤销或无效.     

简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往往被视为“有罪之最佳证据” ,如果该供述出自任意 ,则易被当作可靠的证据采用。但是 ,供述即使是合法取得的 ,并且出于任意 ,也有虚假的可能。因此 ,对于未排除的供述 ,其可靠性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供述的补强规则 ,是适用于供述的一项证据规则。     

比较法视野下的自白补强规则——兼论我国自白补强规则的建构

证据是刑事证明的核心问题,自白是证据的关键问题。在刑事证据法领域,为防止司法不公,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无辜的人不受定罪处罚;2.毫无偏见地对待被追诉人;3.司法机关不被渎职行为所污染。为使无辜的人免受定罪和刑罚处罚,就要求加强证据的     

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定位的反思与重整

检察案例指导的定位问题决定着整个检察案例指导研究的起点,当前检察案例指导的核心定位是司法管理手段,它仅反映了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而没有回应检察机关司法性的要求,在实施中不可避免会带来相应的矛盾与冲突.这不但导致当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实施效果差强人意,与当前业已启动的司法去行政化改革方向亦有潜在的冲突.因而,应调整检察案例指导的制度定位,将其立足于“调控”而非“管理”更为适当。     

判例生成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

依据法律功能主义,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可纳入广义的判例制度之中。判例生成制度是判例制度的物质基础。我国指导性案例的生成,主要依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外权力,采取不以司法等级权威为基础的案例选拔方式,没有遵循普遍的形式主义进路,没有严格依傍法院体系和审级制度,其实效有待观察。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都应成为判例法院,并可遴选自己法院的案例为指导性案例,现行案例遴选标准大体符合判例遴选的一般原理。判例遴选制度对应的是有限援引制度,有限援引制度在成文法语境中并不会面临普通法语境中的正当性质疑,案例指导制度应允许法官直接援引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的未来发展应与我国整体司法改革彼此深化、相互促进。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

仅凭行、受贿双方的供述来认定贿赂案件并不违反补强证据规则。证明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口供不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浅析非法证据的效力及排除规则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刑事诉讼活动追求两大重要理念,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而这两大理念的对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但我国对非法证据是否具有效力,仍没有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因此,完善相关立法,抵制非法取证行为,实现司法公正,己成为司法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