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制度理性与实践运作

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是由司法的内在矛盾与理论逻辑的困境所决定的，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完备性与理性不可及的矛盾。针对当下司法制度理性存在的偏失，应改革对制度改革惯常的思考方式，加强对司法制度理性的探究，寻求制度理性的创造性适应和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形成对司法制度的共识，使司法制度设计趋于均衡化、中性化，保证制度规则的公正性，保持必要的理论张力，并达到价值与技术维度的平衡，从而使司法制度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获得良性运行。     

司法理性与理性司法——以法律推理为视角

司法理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睿智和能力。司法理性是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裁判时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司法理性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推理促进理性司法,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司法理性之语义分析

司法理性的主要语义是指法官的理性，另一种语义是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对司法理性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目的性是司法理性的首要特征，确定性是司法理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是司法理性的本质，保守性是司法理性的内在特征，论证性是司法理性的外在特征。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浅析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浅析当前媒体与司法冲突的原因

媒体与司法是当代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两大固素，而其本身所蕴含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价值更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理念，本文以此为切入口，探求在法治社会中媒体与司法应有的和谐互动的关系，并结合当下中国制度层面的实际情况，分析在中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形成紧张关系的真正原因所在。     

论现代科技发展与司法理性提升

司法理性体现人类理性的技巧,它是人类实践理性的最高体现,根植于实践,依存于司法基本特征.现代科技发展为司法带来新的内容,也为司法理性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应对科技案件的过程中,司法理性得到提升,主要表现在推理形式上的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并用,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在科技侵权归责原则上的以无过错责任为核心.     

裁判理性与司法权威

纠纷解决是法院所承担的核心社会职能。在纠纷解决当中,裁判理性是司法裁判理性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需要在权衡各种复杂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同时,裁判理性的展开总是面临着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和反思,并集中在“落实规则治理和审判裁量”之间的调适状态中。在裁判理性的具体展开中,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关涉裁量正义的最终实现。人类理性化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而司法的技术权威是司法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     

论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司法人性化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正确实施有利于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但是司法人性化的泛化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挑战。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存在统一的基础。加强人性化的立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培养司法者的人格素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协调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冲突的有效途径。     

“社会问题司法化”背景下的司法价值选择及路径探索

在社会转型期,法院似乎正面临着一个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趋势,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到各种纠纷解决的前沿,使法院的信任度和权威性再度被削弱。处于矛盾焦点和社会压力之下的法院应当实行职能归位,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在司法价值和内部运作机制的选择与定位上,坚持价值理性,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技术主义的路径。借鉴现代制度经验,通过科学高效的审判管理模式,减少司法的运行成本,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刑事司法裁判合情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实践理性与司法中心主义

研究任何事物都应有其客观必然存在的逻辑前提——即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每一种理论的构建都是在其所设定的大前提下进行进一步推理与论证从而得出支撑其观点的结论,前提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的出现,前提的错误必然导致结论的错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技艺理性视角下的司法职业化

从普通法法理学的“技艺理性“概念出发,能够得出司法职业化必要性之结论。司法是一门技艺,法官要承担其职能,需要具备技艺理性。技艺理性由技术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构成。获得后_类知识,须依靠司法职业化的种种制度设计。同时,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司法职业化并不会导致司法神秘主义,司法职业化本身也内含了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     

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冲突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直接解决方案和间接解决方案。前者试图通过创设国际法律规则和协调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管辖权来直接解决冲突,而后者强调国家有权不接受或退出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来间接避免冲突。这些方法都有缺陷。要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应通过规则方法的完善、协调方法的补足、不接受和退出管辖方法的修正以及各种方法的综合利用等来探究解决的路径。     

理性思考司法行政工作

为了进一步搞好通联工作，现就如何理性思考司法行政工作和大家讨论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司法行政工作。我们都是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什么是司法行政工作，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却不是都能搞的很清楚的。对这个基础性的问题，趁这次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二，如何对我们目前管理的司法行政工作进行理性分析。     

论中国近代司法文化发展的多层面冲突

司法改革既是法律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法律制度的冲突容易化解,文化的冲突粘稠难融.近代中国司法文化的发展存在多层面的冲突,诸如主权独立文化与司法权独立文化层面的冲突;司法制度文化与司法效应文化层面的冲突;精英文化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冲突.由于这些冲突,近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也不能得到人民应有的尊重,先进司法体制的异化变质,使人民的法律权益得不到保护,也把社会推入无序状态,从而引发暴动或革命,导致法律发展的新断层.当今社会,要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用,确保司法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和谐适度,营造合适的法律文化环境依然任重道远,"公正的司法"仍是今日中国迫切完成的任务.     

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对于2005年《公司法》中的公司担保规则的理解,均远未达成一致。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该法第16条第1款的属性、公司的内部行为(公司章程和内部机构决议)是否具有外部效力、能否构成诉讼中的请求权基础等。对于近年来公司担保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倾向于判定违背公司章程的担保有效,即便少数案件判处担保无效,担保人也要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这种偏重交易效率、追求司法便利的价值观,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滥权和机会主义心理,忽视了股东、雇员、其他债权人等多元法益的保护。分析表明,第16条第1款应当为赋权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条款,一旦公司担保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提升为法律规定,即具有推定公知的属性,担保权人须承担合理的审查义务,否则应承担不利之后果。公司担保属于处分公司资产的行为,法院须本着审慎保守之立场,方能倒逼担保权人细为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决议。一方面可以减少争端、降低讼累,另一方面则可渐次形成诚实守信与醇厚善良的商业文化,久而久之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进社会福祉。     

现代司法视阈下韦伯整体理性观的反思与重塑

在中国学者看来,韦伯关于司法理性化的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上都是可质疑的。在实践向度上,现代司法不是韦伯所说的纯粹的形式理性司法;在理论向度上,韦伯的整体理性观在根本上受限于其“自我指涉”的困境,这使得韦伯的特定理性类型不能表现出其整体理性观的内在统一性。基于对中美两国现代司法实践的分析,韦伯的特定理性类型不能展现和解释现代司法中多元理性共存的格局。“中庸理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知识传统的、整体式的、能够有效整合与重塑韦伯整体理性观的“二阶观察”框架。基于“中庸理性”,韦伯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和实用理性概念在现代司法视阈下可以得到重塑和展开。     

刑事个案中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网络民意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为青睐司法这一话题,无论是“药家鑫交通肇事捅人案”,还是“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都无不体现着网络民意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关注。究其特点,可发现均是民意在网络上率先爆发,随后在社会上形成滔天民意,似乎极力将司法理性逼入狭窄的胡同。如何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将别事个案中处于紧张关系的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予以衡平,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对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进行分析,以缓解两者间之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