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辩证关系初探

一、法治与德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兼容关系理解法治与德治具有兼容关系,首先必须明确的概念是: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上法治相对应的是人治。在法治状态下,法律至高无上,人们崇尚法律,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接受法的最高统治,而无     

论“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理论基础、经验与展望——以杭州探索为例

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古代德治的本质看当今以德治国的科学涵义

古代德治的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而当代以德治国的理念是在强调依法治国作为主要治国方略的前提下,也应重视道德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古代德治和当今以德治国理念的对照,鉴史知今,本文阐述了对当今以德治国科学涵义的理解。     

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

中国乃至东亚的法治推进开始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的,德治及其传统的深刻和发散性影响,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系列紧张关系。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意味着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在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功用这一普适命题与中国古代德治这一独特作业相区分、将法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这一事实性问题与法的统治或道德的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相区分、将作为治式的德治与作为文化传统的德治各自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相区分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法治即为制度的品德,其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所铺设的制度性、结构性前提应是我们所寄望的。     

调解理念的回归与制度重构

调解是消解纠纷的传统方式。在当代社会,调解仍然是化解矛盾不可或缺的方式。本文论述了乡村社会中传统调解的优势、现代调解之弊,并建议以调解理念的回归和法官职业品格的提升来重构我国调解制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明辩——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的思考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紧密结合的两大治国方略。但是,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理解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还有待澄清。否则,这些模糊的认识将影响到两种治国方略的充分结合和有效贯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本身的内涵看,以德治国应当服从于、服务于依法治国;从治国的功能和效用分析,法治应该是德治的基础。     

"调解热"与法院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我国的法院调解在经历了推崇与冷落的反复之后.近年来重新受到司法实践的重视,法院调解的热潮正在形成。这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螺旋式的上升?法院调解如何与法制现代化并行不悖,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促进力量和组成部分?法院调解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由传统到现代的跨越?笔者带着这些问题,将法院调解热放置于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倡导建立与现代诉讼机制协调一致的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和理念。     

法德并治:来自后现代法学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反思和质疑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普遍性 ,从而揭示现代法治的弊端。这些思想启发我们客观审视现代法治的传统观念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 ,从而确立法治与德治同时并兴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探源及启示

依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其经历了一个探寻、选择、确立、如何实现的发展过程。从人治与法治之争到法制与法治之辩,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从探寻治国方略到确立治国方略,再到实现治国方略,无一不闪烁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从实现治国方略的构架看,包括一个基石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前提即建设法治型执政党,一个关键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个保障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一个根本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具体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德法相济：提高政法队伍厘德素质的必由之路

德法相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区别于传统“德治”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的精髓。全面体认“以德治国”思想，加快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素质，必须坚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以德治国"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经验的总结,这不仅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现代法文化建设也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论法治的形成与发展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治国之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人治与德治的结合,有关法治的理论的提出可说是凤毛麟角。法治理论不光是很少有人提出,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特别为统治者所禁止。因为历朝君王都推行人治,强调君主的个人权威性和至上性,他们不允许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也不想自己被法律所规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长效的治国机制,在历经人治——德治后,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法治,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浅谈我国偏重法院调解的原由——从作用和立法两方面来探讨

在我国,以调节的方式解决纠纷历来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法院调解在各类调解中占据一席之地,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原理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我们在承认法院调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消除纷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的同时,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调节方式与现代法治社会的不相适应性已逐渐突显出来,如偏重法院调解。这一问题成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弊端的问题之一,使得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热点话题。     

法院调解与法院附设调解

我国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与国外及其他地区的法院附设调解是两种形似神异的纠纷解决机制。基于传统法律理念及司法体制的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与弊端,已不能很好地履行新形势下"大调解"格局中的职责,为此,应本着科学精神与理性态度,借鉴和吸收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实行非诉式法院附设调解制的典型代表的有益做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     

论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法院调解的价值取向——兼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司法为民、构建和谐是人民法院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其中法院调解正是最能同时承载上述两项要求的具体制度。在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应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予以足够的重视。为此，回顾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过程，阐明这一制度在当今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基础，分析现行制度对原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创新之处及其价值，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论法院调解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兼析民事诉讼中偏重调解与严肃执法的矛盾

论法院调解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兼析民事诉讼中偏重调解与严肃执法的矛盾李浩一、问题的提出保证法律得到严格、统一的适用是任何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的标尺。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市场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代...     

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矛盾分析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塑造现代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国法治建设呈现巨大创新乃至现代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

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民众法制意识的增强,由此民事诉讼案件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爱,一方面法院调解制度越来越占有很高的结案比例,另一方面法院制度自身又不断暴露出很多弊端。当前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必需,我们必须要在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和的我国当前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之上来调整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意义之重大,不仅在于完善了一项制度,也是标志着我国民事审判结构整体转换的开始。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种新的治国方略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与传统德治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之间相融、相异、相济、相斥的关系 ,同时对如何运用这两种治国方略做了简单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