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的刑事立法化思考

“亲亲相隐”并非全然是封建糟粕 ,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能体现出刑法在理念层面上的伦理功能 ,价值层面上的谦抑、人道精神 ,制度层面上的期待可能性规则 ,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及“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印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值得深思 ,建立全新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完善探讨

无限防卫权设置的立法技术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防卫行为的规定缺乏主观条件的限制 ;“行凶”一词含义模糊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表述易引起歧义 ;某些用词不够严谨 ;缺乏防卫人的证明责任的规定 ;法条位置不合理 .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量刑问题的立法建议

刑事附带民率诉讼的刑事量刑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的规定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还直接给他人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失,因而仅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是不够的,还必须追究共民事责任,这样才能弥补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从而维护     

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一、立法的开端与进程环境问题和环境法是当代国际政治和各国立法的热点。而环境问题的刑事立法的历史也并不久远。随着生产力对自然环境的介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全面推进,其负面效应已进入持续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持久原因力。环境违法的刑事处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税收刑事立法比较与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的完善

在对各国税收刑事立法进行比较和对我国现行税收刑事立法缺陷评析的基础上 ,我国的税收刑事立法应进行如下完善 :取消偷税罪的列举式和数额加比例式的立法方式 ,采取列举加概括式和单独数额式的立法方式 ;增设抗税罪的单位犯罪 ;增设税务代理人偷税犯罪 ;对于发票犯罪 ,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来构建法条 ,以压缩罪名。     

“亲亲相隐”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启示

“亲亲相隐”的嬗变是从人类为了解决伦理(人情)与法(国法)之间的矛盾开始的。随着历史的演进,“亲亲相隐”从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变嬗变为了体现人性的一项制度设计。“亲亲相隐”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和维系了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和谐关系。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应当通过合理的设计实践“亲亲相隐”的积极价值。这将有利于推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刑事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进行刑事立法时所采取的模式。由于各国所属的法系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或者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机关及其权限、立法程序的不同,使得各国的刑事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且呈现出多样性。     

刑事执行立法浅议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时机已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存在一些问题: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刑事立法的宪法边界

刑法与宪法之间的密切关联及我国刑事立法目前存在的不当犯罪化扩张现象,要求打通刑法学与宪法学的“任督二脉”,提倡一种宪法刑法学。刑事立法科学化必须尊重法律体系内在的规律,以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功能性位阶为前提,强化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刑法扩张的反向排除,不仅要求立法者在刑法修正中增加新罪名或扩大个罪的犯罪圈时,把属于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阻却在犯罪之外,而且因犯罪设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影响巨大,立法者对有关犯罪的规定应遵守比例原则和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实现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回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刑事拘传的立法完善

要规范执法,保障人权,应改变我国目前拘传规定得过于简略的现状,完善拘传立法。为此,需扩大拘传的对象范围,明确拘传的情形,延长拘传的时限,规定拘传的时间间隔,统一拘传的令状,充实拘传的程序,并将侦查中有关拘传的内容集中到强制措施中。     

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

立法的首要追求是正当性,只有具备正当性的立法,才有资格称得上是良法。那么对犯罪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刑法,其设立必然追求正当性。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有:刑事立法正当性的基础是刑事立法权源和立法程序的正当,刑事立法正当性的保障在于排除政策因素对立法的作用,刑事立法正当性的根本在于目的正当。而刑事立法目的正当又表现为:刑法对生命安全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多于报应;刑法应顺应伦理且引导民意;刑罚效果不可偏离立法初衷,坚持罪刑适应;刑法应限制国家权力,闪耀人道主义光辉。     

刑事拘传的立法完善

要规范执法，保障人权，应改变我国目前拘传规定得过于简略的现状，完善拘传立法。为此，需扩大拘传的对象范围，明确拘传的情形，延长拘传的时限，规定拘传的时间间隔，统一拘传的令状，充实拘传的程序，并将侦查中有关拘传的内容集中到强制措施中。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强制措施都存在问题。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我国刑事司法中DNA技术的立法建构

DNA技术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刑事司法领域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DNA技术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DNA技术的运用与人权保障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因此,合理运用DNA技术,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境外关于DNA技术的立法经验,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既要合法运用DNA技术为刑事司法服务,又要对其使用加以必要的限制,使该项技术的使用具有合理性。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本文从美国Sarbane-Oxley法案中寻求公司犯罪刑事责任的启示,结合我国公司犯罪的现有刑事立法,探寻如何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认为:(1)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2)刑罚原则上坚持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完善相关刑罚制度;(3)加重责任人员刑罚,注重财产刑的运用。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研究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试论我国海洋污染刑事立法

海洋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也给 2 1世纪开发与利用海洋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已充分认识到维护海洋、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上实行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必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海洋污染的刑事规定 ,结合我国的污染现状 ,及早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确立污染海洋罪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