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模式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现合法性模式向民主法治主导型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包容性增长”: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关键举措

“包容性增长”是通过提升广大民众利益实现的公平度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举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生的诸多民生问题,不仅累积大量民怨舆情,更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断创造机会平等的参与机制,健全政府公共服务体制,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共执政资源的流变:分析与建构——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加大,主流意识形态淡化以及党自身建设中出现的腐败和参与渠道的狭隘、参与机制的不合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断造成党执政资源的流变.以“公正”、“公平”、“宽容”为发展宗旨的包容性增长,能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包容市场经济多元价值理念,拓宽人民群众的参与渠道,多角度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成为当下有效巩固党执政基础和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最佳战略选择.     

建构包容性执政的理论体系——基于开放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模式创新的视角

包容性执政是以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养成的包容性品格为基础所建构的执政模式,具有全面性、公平性、全程性、凝聚性、宽容性、民主性的特征.包容性执政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的包容性、执政决策的包容性、执政方式的包容性、执政体制的包容性、执政基础的包容性、执政评价的包容性.包容性执政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拓展党的执政广度,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忧患意识,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对包容性执政进行总体设计,必须围绕“培育包容性执政的思想意识、制定包容性执政的总体规划、建立包容性执政的运行机制、规避包容性执政的潜在风险、实现包容性执政与执政架构的兼容”等方面展开.     

论新时期陈云对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贡献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要危机.陈云为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主要是从执政绩效、意识形态以及作风建设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十六大以来中共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起点,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以先进性建设构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由于政党的历史执政地位仅仅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执政党的绩效基础又具有易变性,所以,扩大与巩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意义尤显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有利于扩大党执政合法性的广泛基础,也是重建与巩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重要举措。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梦语境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建设析论

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是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主要应体现为理论创新适时性、执政基础广泛性、执政理念务实性。中国梦语境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建设,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与时俱进推动意识形态调适创新,积极回应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建设廉洁政治以反腐倡廉实效取信于民,理性智慧地处理国际复杂事务,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以来我国政绩合法性基础探析

1978年以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党和政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政绩成为执政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过程中 ,也出现了“政绩困局”和其他一些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执政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性和时效性 ,法理合法性是应对挑战的应然选择。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     

我党巩固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八十多年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这一时代课题。我们必须从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扩展执政绩效合法性、扩大组织合法性、提高执政能力合法性等方面入手,实施合法性资源的调整和重构工程,着力巩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及重构路径

执政党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迁,和谐、民主、法治、绩效、创新和人本成为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基于这些价值取向,应从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党社会化程度等路径重构转型期执政党合法性.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目标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多年以来,“发展”的执政绩效目标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目标虽然曾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最终得以重新确立并不断丰富、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党对执政意识的正确体认。不断增强我党的执政意识,特别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品质,不断增强对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和执政党的执政功能的重要性及其深刻内涵的正确认识,是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执政合法性资源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合法性是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问题。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当前,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有所淡化,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削弱;社会不公现象和不安定因素日益凸现,对党的执政绩效造成负面效应;对权力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损害了党的公信力。应对挑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取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以良好的执政绩效为实践标尺,以执政能力建设为着眼点,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一种政治学的规范分析

“执政”是反映国家政权归属关系的概念 ,“领导”则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概念。“执政”反映了国家宪政样式 ,取决于是否合乎“形式正义” (宪法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领导”则涉及民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等 ,取决于是否合乎“实质正义” (人民体认的伦理合法性)。“执政方式”属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范畴 ,“领导方式”则属于根本制度下的体制性范畴。一个国家的“执政方式”是相对稳定的 ,而“领导方式”却是相对变化的     

中国政治发展与合法性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在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上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开拓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先后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迈进21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执政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只有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构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