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伦理的转变与魏晋文学的转型

魏晋时期,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化和转型的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不断转变。这种转变又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文学的创作中,导致了魏晋文学的转型。魏晋文学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体裁、艺术表现手法、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魏晋文学的转型与魏晋伦理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法律文化述略

魏晋承汉启唐,是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特若律令体系结构和重组的时代.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脉络而言,其根远追先秦,近及秦汉,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魏晋法律文化有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继汉开唐,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因此,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因子之一,是如何与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从嗜酒之风看魏晋文士的＂三度＂追求

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文士嗜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魏晋文士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魏晋文士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魏晋比较批评及其兴盛主要原因初探

本文立足于整个魏晋时期出现的文艺批评、文艺理论专著,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比较批评方法在魏晋文艺批评论著中的实际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得出比较批评在魏晋就已经得到兴盛的结论;接着从魏晋时期的时代、社会、文化氛围以及批评主体、接受者等方面探寻比较批评方法在魏晋得到兴盛的主要原因。     

魏晋清谈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清谈是魏晋时期盛行的社会风尚,清谈之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清谈在魏晋时期经历了正如清谈、元康清谈和东晋清谈三个发展阶段。魏晋清谈对当时的文教政策、教育思想、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教育形式、教育内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谈误国”论认识根源考察

清谈指的是魏晋时期一种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清谈之所以与误国联系在一起,有其特定的历史形成环境。清谈误国并非后人所加,在清谈盛行的魏晋时期特别是西晋亡国之后,痛定思痛的东晋士人将亡国之罪归咎于清谈,并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清谈给予了无情的声讨和挞伐。     

“玄风”与“玄学”辨

对于魏晋时期的思想学说,学界一般统称为"魏晋玄学"。而追溯魏晋时期的最初史料文本,较"玄学"出现更多的却是"玄风"一词,二者所意蕴大有不同:"玄学"特指对"三玄"的学习,即老庄道家之学,与"儒"、"史"、"文"并称为"四学";而"玄风"则偏重艺术、审美与社会风尚层面。从指代魏晋哲学这一层面上看,称之为"魏晋玄风"较"魏晋玄学"更为贴切,更能够体现魏晋崇尚自然、旷达不羁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特征。     

魏晋士族为什么爱拼“颜值”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俊美仪容的追求不仅有现实层面的影响,而且还有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一个人仪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与功名、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紧密关联。魏晋士人通过对美好仪容的追求,也直接打通了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表达了一种自我意识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是《儒林外史》现代解读中的重要的命题。关于这一命题,学界的基本看法是：吴敬梓受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而实际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是以老、庄之学为处身立命之根柢的,吴敬梓对待礼教的态度以及他笔下读书人隐逸的文化背景则是基于儒家的立场,于此,我们认为,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并不认同魏晋风度。     

魏晋士人的时间生命意识与艺术选择

中国艺术之自觉践行源于魏晋时期,期间,也是中国古代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其思想之余绪、艺术之精神播及唐宋甚至影响到今人。魏晋名士对艺术的自觉探讨与魏晋士人的时间生命意识密不可分,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向内发现了自我深情,在意识到时光荏苒即逝、生命流失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或发现身体之美,或在音声中传递生命意志,或在书法、绘画创作中体现着自由心灵与艺术美的结合,或在发现园林山水之趣中实现心灵超越。他们在艺术种种领域内开始了审美观照,成果丰硕;在时代思潮和生命意志的催发下,魏晋名士做出了多样化的艺术人生选择,集中而深刻地传达着时间生命意识。     

郭象以人性论为基础的群己和谐构想

魏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其中就关系到如何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更好地实现和保障个人自由,以及同时建立一种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郭象关于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在魏晋时期较有代表性,而这也或许有助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人士品评标准中的庄学精神

玄学中的重庄思潮,开启了魏晋士人对形与神的重视,正是由于庄学精神的浸润,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评标准,有了神韵风度的内涵,完成了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是对于品评标准的影响。从庄子的＂神人＂形象出发,衍生出系列人物品评标准：崇尚自然、重情尚真;淡化德行、追求才性风神;开拓仪容审美领域,偏于秀美。     

魏晋时期的人生理论与精神

生逢乱世的魏晋人更具忧患意识。悲凉人生激发了魏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推崇慷慨任性的个人风范、激昂苍凉的名士风采,主张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     

王羲之与《庄子》

《庄子》一书在魏晋时期最为盛行,魏晋清谈名士们读《庄》、论《庄》、注《庄》,可以说魏晋社会的许多层面都受庄学精神的熏染,尤其是魏晋时期的艺术受庄学影响尤深。东晋名士王羲之作为一代天才的书法家,他对《庄子》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他既醉心于《庄子》却又对庄学有所批评。王羲之这种矛盾心态,其根源在于王羲之人生态度上的庄学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的冲突。     

秦汉魏晋南朝时期的闽文化

秦汉魏晋南朝时期,是闽文化的剧烈动荡和融合期,经过闽越国时的发展,到魏晋南朝时由于大量北方汉人南下而带入的中原文化的冲击、融合,闽文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 一、秦朝闽中郡的设置战国末年,福建有闽越王无诸,浙江南部有越东海（瓯）王摇,所领皆属旧闽越地。他们曾经＂服朝于楚＂。     

魏晋与汉代经典诠释方式探析

汉代经典诠释方式可分为三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微言大义、经以致用、天人合一的视域、历史意识、原意情结以及诠释主体的张扬,是汉代经典诠释方式的总体特征。魏晋对经典的诠释,往往置于本体论层面上,但在其对本体论层面"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玄思中,同样表现出上述特征。魏晋经典诠释方式,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既承汉代而来又对汉代诠释方式有所超越。     

魏晋风流与《世说新语》

“风流”从玄学理论上讲是那种以“弃彼任我”为主体的，不被外物所累，来去逍遥，任我而生，并且指向超越的美的风范。《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现的魏晋风流却在“弃彼任我”的“超越”中羼杂了执着於世情的别一番的美感。而东晋佛学的渗入在对于这种世情纠葛的了悟中昭示了魏晋风流的消解。     

从历史文化视野审视魏晋书法走向高峰的基础

魏晋时期书法艺术成就之高、名家名篇之多,与其延续时间之短暂,显然是矛盾的;仅从魏晋时代本身去寻找其中的基础和原因,其答案缺乏深度,也是片面的。因此,必须立足于历史文化视野,从社会文化、文字规范、艺术内涵等多方面审视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走向高峰的基础。     

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魏晋名士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以及日常的言行举止,既展现迷人的风度气派,也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