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作为村民共同制定遵守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体现,是基层民主的产物。在农村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强化村规民约的自治性、约束性有助于基层民主完善和平安农村建设,而推进村规民约的法治化则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面对村规民约"价值显然、问题突出"的现状,亟需通过相关措施来应对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村规民约”要合法

目前，许多农村牧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村规民约，它对约束部分农牧民不正当的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有的地方制定的村规民约变味走形，这类村规民约背离了国家法律，对农村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负作用。其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     

制定完善村规民约要体现“四性”

村规民约是村级管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助于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当前,各地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陆续完成,村级换届之后,一些行政村将着手制定完善村规民约,以更好助推乡村振兴。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圈子文化”值得警惕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简单说，就是“做官”要懂得融入所谓的小“圈子”。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人情”，做什么事情往往把“人情关系”放到重要位置，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在干部队伍中，看重“人情关系”的现象也有一定市场。     

触摸“村规民约”的文明上限

乡村，曾经是—个与城市遥相呼应的诗意的所在。但是，现在有些来自乡村的信息，却让人感觉陌生而遥远，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浙江台州市小板桥村规定“未经村两委许可上访，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到10年”；重庆大足县某村村规中有“不是处女不分地”的条款。而广东连南县香坪镇盘石村的《村规民约》却像一本“罚款指南”。     

在党的生活中怎样正确对待少数人的不同意见？

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不一定全是错误的意见，其中往往有合理的和正确的成分。党的组织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使问题讨论得更深入，处理得更慎重和完满。同时还应该看到，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有时也可能是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温暖要送到“冷处”

春节将到,“送温暖”活动又掀高潮,许多单位、部门纷纷派人下到乡村,给困难群众送钱、送物,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而,也有少数干部行急功近利之举,甚至制造“泡沫政绩”,使送温暖活动变了味,或流于形式,不计成本,不讲效果,或声势大,解决问题小。一些单位和部门“送温暖”还存在着忽冷忽热的现象,“送温暖”一阵风,年初或要过节了,就一齐“送温暖”。这也是导致一些贫困地区返贫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礼法互融：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与路径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可以从概念维度、经验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二者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具有外在的区别性。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衔接,有助于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需要确立起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契合理念,健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制定协调机制、实施沟通机制、冲突排除机制等内部融通机制,并建立起村规民约的外部转化机制,将成熟可行的村规民约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以完善国家法治体系。     

村规民约好束民又管官

村规民约好束民又管官□汪东恒１９９６年８月以来，安徽省委宣传部围绕创文明、奔小康这个中心，在全省农村开展了制定村规民约活动，到目前为止，全省已有８０％的地市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其他地市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各地在制定村规民约时都力求细致、慎重，并...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运用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亟待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运用到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     

“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但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德治为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德治呈现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的现状,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以德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功能尚未充分体现等困境。为此,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别让埋头干活的人输在“民意”上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单位埋头干活的人往往怕“民主推荐”。因为在平时工作中，这些人不善交际、不善圆滑、不会“表现”、不会“来事”，得票不多也在“情理”之中，失些“民意”也是实属无奈。但这种情况无疑会极大地挫伤埋头干活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助长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脱贫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理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治理的责任主体不到位,治理“管控模式”不完善,村规民约陷入自身困境。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路径是:民族地区乡村建设必须规划先行,构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制,推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民族地区乡村法治建设,赋予民族地区乡村的村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地下工厂”现象探析

<正>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工厂”是当代中国史上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一些规模不大的家庭工场以及少数事实上属于私人经营的工厂在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存在,被当时各地有关部门定性为“地下工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地下工厂”现象即开始出现。1956年下半年,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绝大部分私营工厂和个体工商户被纳入公有制经济轨道,私人开厂开店实质上被禁止。值得注意的是,仍有少数私方人员存在开厂获利的念头,     

“富者为官”要慎取

当前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富者为官”现象。一些乡镇在选拔任用村干部时，往往将视线对准那些发财有方、带头致富的人。至于这些“富者”德才素质是否符合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群众是否拥护和信任，考虑不多。某些地方甚至将有没有经济实体，家里有没有存款作为能否担任村干部的唯一标准。手头没有实体，家里财产在村里不冒尖，即使具备当村干部标准，也不能当村干部。群众对这种只要有钱就能当村干部的“富者为官”现象，十分不满。农村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富者为官”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条。一是这些地方乡镇干部组织观念不…     

思想领域的一项长期任务

法轮功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李洪志编造了一套歪理邪说，居然蒙骗了一批群众，其中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李洪志的歪理邪说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什么“现在的科学不算科学”；什么“人都是从宇宙各个空间掉下来的”，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什么地球即将爆炸，人类正面临毁灭；什么“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没做过的事，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如此等等。批驳李洪志的这些奇谈怪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问题在于，怎么有那么多的人会被这些歪理邪说所蒙骗，甚至为之神魂颠倒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作一认真的反思了。这其中…     

慎下“硬指标”

时下，为督促完成好某项工作，不少部门实行了量化管理，对一些工作制定了硬指标、硬任务。这样做，初衷是好的，对工作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些单纯为了便于操作而划定的“硬指标”，明显是少数领导拍脑袋的产物，而非科学决策的结果，因此，基层为落实这样的硬指标，往往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譬如，在一些地方，考察干部或者考评工作实行量化考核，基层工作究竟如何不用管，一律用数字说话。     

“少数服从多数”探析

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原则之一,也是党内重要的政治纪律。这一原则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呢?执行这一原则有哪些具体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与其它“三个服从”关系如何?在调研和教学中我们发现,对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些党员、干部的认识并不正确。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