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制度重构之探

中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这一制度是作为封建社会流毒而被持以否定态度的,能否为现代法治社会所接受更是受到诸多挑战。然而,如果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待亲属容隐制度,我们会发现亲属容隐制度同样体现许多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价值因素。本文对于全面否定这一制度的态度从法律价值的层面予以批判,就在当代法律实践中应如何对待亲属容隐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重点讨论了其对法治社会的积极作用。     

论亲属间的容隐制度

容隐制度在古今中外都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新中国法学领域对容隐制度却持否定态度,但容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西方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存留有"亲亲相隐"的规定。本文通过探寻容隐制度在现代中西方存废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明确在我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制度的合理性,以期对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有所助益。     

亲属容隐刑法制度构建

亲属容隐,也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奉行的道德原则,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包括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互相隐匿犯罪,不应告发和作证,若违反这一规定则会被处以相应的刑罚。在现代社会构建这一制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伪证罪容隐制度

伪证罪主体是特殊主体,特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伪证罪的主体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我国立法现状,从亲属间作伪证为视角,建议完善亲属间的拒证权、增加亲属作伪证从轻处罚的量刑规定、规范亲属的范围.     

容隐制度及其当代意蕴

“亲亲相隐”曾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受到摒弃 ,但这种以亲情伦理为纽带的法律制度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文从“亲亲相隐”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沿革出发 ,分析了其发展的历史向度 ,考察了国外对其的相关规定 ,并分析了其普适存在的相对合理性 ,从而反思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并提出了引入该种法律思想和制度的构想。     

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分析

亲属容隐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典型制度,在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封建统治者都不约而同的做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立法选择,当然不仅仅是巧合。这种制度的存在肯定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容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容隐制度 ,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正义 ,与法治精神相悖 ,它实际上是以“君子”标准来要求“常人” ,实践中很难执行。并且这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关于容隐权的规定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目前只要解决技术上问题 ,完全可以考虑将容隐权规定于法律之中     

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以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1]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2]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     

论容隐制度的回归路径

容隐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华法系的史册中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且至今仍作为一项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为世界众多国家的法律所认可。但是,容隐制度却未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得以体现。容隐制度体现了对善良人性的关注,契合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在和谐社会背景下,重构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容隐制度,是我国刑事法治文明与人道的体现。     

浅议唐代容隐制度及其现代意蕴

容隐制度在《唐律》中得到了详尽完备的表述,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却未能得以体现,容隐制不仅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注,而且符合现代刑事谦抑主义思想。因此,作者认为,可以将其引入现代法律之中。     

“容隐”制度的刑法学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观念的深入人心,科学发展观理念的大力推广,国家对人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成为当今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也不断增强,历史中的＂容隐＂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律学者的话题。制度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改变,本文即浅析这一制度以期揭示其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意义。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古代亲属隐匿原则述论

“亲亲得相首匿”是中国封建法律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 ,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立法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残余在部分人的观念中 ,研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防止和消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的弊端 ,促进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发展。     

“大义灭亲”一定正当吗?——对当代容隐权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现代许多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仍存留有容隐权的相关条文,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容隐制,在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容隐制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对待它的历史以及在西方的境遇?本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和西方容隐制度,我们发现容隐制的存在不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也有深厚的立法基础与现实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     

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大义灭集"一定正当吗?——对当代容隐权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现代许多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仍存留有容隐权的相关条文,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容隐制,在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容隐制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对待它的历史以及在西方的境遇?本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和西方容隐制度,我们发现容隐制的存在不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也有深厚的立法基础与现实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     

法本无情亦有情——对“亲属容隐”和“春秋决狱”的思考

情与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和伦理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司法实践中,情与法的冲突导致公民行为选择的两难困境,"亲属容隐"和"春秋决狱"给予法应容情的启示。但是,在现代化法治进程中,应辩证地分析情与法的关系:立法中纳情于法,司法中法不容情。     

论亲属拒证权的正当性——我国封建法和外国法的启示

关于是否应该赋予特定证人拒证权,中外都有过争议,但是,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这一制度,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最新修改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要求亲属间要承担作证义务,引发诸多负面法律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封建制法的容隐制度和外国法律中的拒证权进行考察,提出建立我国拒证权制度的正当性和紧迫性。     

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重新确立容隐制度

容隐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规定一定范围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而不受处罚。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便出现了容隐制度的萌芽及相关法律思想。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曾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至汉代,汉宣帝地节四年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特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一诏令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是容隐制度形成的标志。至唐朝,…     

丧服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法——以亲属相犯为考察中心

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和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影响很大.服制是刑事法中定罪量刑的前提和重要标准,服制案件的处理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远近出发,以"亲亲"和"尊尊"为基本原则.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尊犯卑,处罚很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以卑犯尊则处罚很重.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封建法律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的主要特征和儒家化、伦理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