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政绩广告”

目前,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进行,各地正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这次换届的指导思想,精心组织,确保换届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地方竟然在当地新闻媒体     

“国学快餐”可以休矣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收视率、覆盖面数以百万、千万计,从"易中天品三国"到阎崇年、隋丽娟讲清史、说慈禧,一个比一个火暴,近来《于丹论语心得》更是盛况空前。这不免让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传统国学再次受到当代大众     

对“饭醉团伙”不能止于叫停纠偏

<正>1月17日,工商人员在武汉市东西湖吴家山吴北路巡查时,看到梦佳餐馆门前放有一个灯箱广告,广告词竟是"饭醉团伙",巡查人员当即找到餐馆老板丁六顺,告知这类     

“减持”叫停后社保基金如何充实

国有股减持的重要目的是为充实社保基金,当停止减持的政策出台后,社保基金的未来充实渠道又何在呢?     

机电行业应当“降温”

正当中央各部委为贯彻国务院整顿经济秩序,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在建项目加紧工作时,有着丰富铝钒土资源的贵州省,又新建起一家磨料厂,成为省内原已大大超出国家计划的大小磨料厂中的第46位小兄弟;去年整顿中曾勒令停产的杭州68家非定点电冰箱     

人应当有“耻辱感”

编辑同志: 我国是一个崇尚良好道德的国家,自古以来荣辱观念就存于人心。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于腐刑(即宫刑),在他看来,“行莫丑于辱先,诟莫过于宫刑”。他要用事业的成就雪此大耻,正因他因耻发愤著书,中国历史上才产生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清代学者阎若璩年轻时写下“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作为座右铭,正由于他把知识贫乏当耻辱,勤奋学习,而成为有名的考据家。这都是个人人格、品质方面耻辱感的行为表现。其实,人的耻辱感与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还紧密联系在一起。解放前旧中国的一百零九年中,国耻纪念日一个接着一个,割地赔款,洋货倾销,东亚病夫的处境,亡国灭种的危     

如此“苦肉计”应当缓行

政府要在建立和践行现代责任上做文章、下功夫、求实效。看不到这一点,舍本求末,只弄些左道旁门的东西,恐怕只能事与愿违。     

“应当写得真实”

苏联阿朱别依《那十年——赫鲁晓夫沉浮纪实》,忆及肖洛霍夫到赫氏别墅作客,时值赫鲁晓夫读了他刚刚写完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悲剧性结尾使赫鲁晓     

国学“快餐化”是时代必然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往往是通过电视、网络和畅销书籍这类大众文化载体来实现的。这决定了国学经典如果要传播到民间的意识形态之中,必须要经过适合民间口味的"快餐化"改造。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淮南子·诠言训》也说:"非易不可以     

城市化的“不等式”

城市化进程决不能动摇,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偏差必须加快纠正“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最高水平大约为70%左右,而现在是43%,还差近30个百分点。按照中国总人口峰值在2030年～2040年间大约16亿计算,城市人口要达到11亿左右。这意味着,要在现在城市人口5．62亿的基础上翻一番。”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感慨的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压力太大了。”     

“无会日”应当推广

据报载,沈阳市政府规定每周二、三、四为"无会日",并控制全市性会议、会议规格、规模和时间,各类工作性会议不超过1个半小时,实行会议审批制,未经批准的不得开会。     

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

实践已证明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怎样使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吴敬琏在1992年8月4日《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认为,要准确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的明确提法,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民陪审员“精英化”应当慎重

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以来,各地选任的人民陪审员的素质普遍较高,绝大多数是机关领导干部、街道社区干部,来自基层的普通群众却相当少。专冢建议:人民陪审员“精英化”应当慎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但基层往往将这一条变成了担任陪审员的硬指标,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的陪审员几乎没有,陪审员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     

城市化必须直面“农转非”

“农转非”问题值得关注 编完这篇报道就琢磨,如果重庆市的低保支出没有如此突然的急速增长(三年里人数增加了4倍),重庆各界,包括媒体,会注意到都市里“农转非”这一弱势且正在加大的人群吗? 回答似乎很难让人乐观。因为随着近年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转非”这一游走在都市与乡村边     

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瓶颈

改变农民工的“边缘”处境,一方面要为他们融入城市“清障”,一方面要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没有人会预测到,20年前迫于生存压力进城、并被不少城里人视为盲流的农民工,如今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四川有“中国劳务大省”之称,也因之, 其城市化水平从上世纪的18％升至目前的30％。在其农村经济中,外出务工不仅是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也承担着稳定农村和农业再生产的重任,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迎接“人的城市化”

有三个看得见的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这预示着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乡劳动力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益平等为明显特点的城市化。     

财政收入应当用在“刀刃”上

来自国家财政部的统计显示,9月份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进一步放慢,增幅仅有3.1%,这已是财政收入连续第三个月大幅放缓了——此前的7月和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也仅有16.5%和10.1%。对比上半年财政收入33.3%的增长率来说,可谓前高后低、逐月回落。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压力却依然不减,全国财政支出在7、8、9三个月分别增长了40.9%、17.8%和11.6%。     

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热应当“降温”

在大规模、分层次、多渠道培训干部的热潮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热悄然而生，由此而滋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