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认定标准的模糊性研究——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到我国《反垄断法》及其实施

垄断认定标准的模糊性,是各国反垄断法在制定和实施中的一种普遍性,也可以说,它是与反垄断法相伴而生的一个基本技术特征。美国反托拉斯法在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模糊性,给我们的启示是:确定垄断标准恰当的模糊度,既不能过于明晰又不能过于模糊。过于明晰则缺乏灵活性,会使许多垄断行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变换来逃避制裁;过于模糊则会使司法活动无所适从,导致实施的困难。而反垄断法实施的技巧就是如何将这种模糊性转化为确定合理的断案结论。     

从判例看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历史与未来

以严厉而著称的美国反托拉斯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其中许多重要的原则和制度都是通过不同时期的判例确立的。这些判例是根据成文法的原则规定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不仅丰富了成文法的规定,并成为其后来运用的基础,同时也记载着美国适用反托拉斯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引导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未来发展。     

论美国反托拉斯法中本身违法原则早期适用之特徵与启示——以《谢尔曼法》的早期发展阶段为视角

以《谢尔曼法》的早期发展阶段为视角，通过封本身违法原则的基本内涵、萌芽之时代背景的解读，并结合《谢尔曼法》之本文封该原则所做的规范性分析，以及封此原则在《谢尔曼法》早期发展进程申的具体司法实践之考察，概约了本身违法原则早期适用之特徵，以及封《谢尔曼法》早期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未来反垄断专门法之规制原则选择的考虑因素。     

航空运输业垄断协议认定中“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

由于规模经济理论和成本弱增理论,航空运输业长期被视为自然垄断行业,被排除反垄断法审查之外。但是,笔者认为垄断行业和垄断业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航空运输业中的一些业务是存在充分竞争的,应该纳入反垄断法审查之中。垄断协议行为是最常见的垄断行为,在航空运输业中也毫不例外,在判断航空运输企业中垄断协议时正确适用合理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两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要协调并用。     

医药行业垄断行为分析——基于美国经验的比较研究

原研药行业作为一项投资期较长、收益期较短的产业,业内企业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将其专利利益最大化。原研药企业通过与仿制药企业订立反向支付协议的方式,延长了其专利药的收益期间,增进了企业效益。在此方面,美国由于近年来针对多起反向支付协议案件展开了调查和审判,具有丰富的经验。     

横向垄断协议法律适用的误读与澄清——评“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垄断案”

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垄断案在横向垄断协议应当采用何种分析规则,以及如何证明横向垄断协议的正当性方面都存在疑问。通过对当然违法原则、合理原则的理论梳理可以看到,法院错误地理解了垄断协议的规制方式。而在对垄断协议的正当性证明中,法院的判决理由则忽略了横向限制竞争协议成立的市场条件,缺乏对相关重要因素的分析。同时,法院将避免过度竞争作为公共利益的理由亦缺乏合理性。     

论反垄断法对限制转售价格行为的规制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客观地说，我国的这部反垄断法在漫长的起草过程中是实实在在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的，同时，也大胆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为反垄断法涉及的内容颇多，笔者仅试图对垄断中的限制转售价格行为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论行政继续确认诉讼——从“梁某不服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裁决案”谈起

继续确认诉讼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行政诉讼程序中,因出现特殊情况导致被诉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已经解决,但法院并不终结诉讼而继续进行审理的一种诉讼类型。继续确认诉讼必须具备合法的原始诉讼、被诉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消灭、原行为违法性不明以及原告的申请四个必要条件。在继续进行的诉讼中,法院视乎行政行为合法与否以及原告是否具有诉讼利益而适用驳回请求判决和确认违法判决。     

商标善意在后使用人利益的保护——从“微信案”引发的思考

由于存在注册和使用两种商标取得制度,以及我国商标申请公开的延迟,实践中会产生像“微信案”这样的商标在先申请人与善意在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需要商标申请公开等行政配套制度的完善和高效,也有赖于法官根据不同情形加以平衡:1.商标在先申请人未实际使用商标的情形下,应当维护善意在后使用人的投资利益和通过勤勉经营而累积的商誉;2.商标在先申请人和善意在后使用人都对商标进行了实质性的使用,且达到一定影响的,法院应当遵循利益平衡原则作出判决,必要时可适用商标共存制度;3.商标在先申请人恶意延迟起诉的情形下,可以参考美国商标侵权诉讼中的懈怠抗辩制度以保证公平正义。     

“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利益平衡：审视美国司法裁判和立法规则的变迁路径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试验性使用"豁免原本就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变迁路径和立法博弈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剖析,以期对我国专利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借鉴。     

试论行政犯中行政法规与刑事法规的关系——从著作权犯罪的“复制发行”说起

行政犯具有行政与刑事双重违法性特征,两种违法性之间存在着既依附又独立的关系。行政犯能否构成的判断当然在一定程序上会受制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解释,但又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法规。一定情况下,行政犯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浅议消费者知情权和经营者商业秘密权的冲突解决

商业秘密权所保护的信息和消费者知情权所应了解的信息可能相重合或由于这两种权利界限的模糊,导致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尽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权利位阶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合理考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在法律规定中划清二者边界,个案中在认定消费者知情权代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发挥人民陪审制度的优势,正确认定经营者商业秘密权的所代表利益的性质,针对具体情况对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作出合理限制;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通过完善质量认证制度、商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制度和具体个案官方介入确认等方式,以期使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冲突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     

论协商民主——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

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在论证协商民主的由来、协商民主法哲学基础的同时,结合实践,提出与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以协商民主为前提、以选举民主为纽带、以自治民主为基础的多元民主。指出了这些民主形式的优越性与某些不足,并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完善我国民主实现形式的借鉴意义作了具体分析。     

谈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从“范志毅涉嫌赌球案”说起

备受学界关注的范志毅案第一次在司法实践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无论是从公众人物的公共利益属性还是其社会影响，也无论是就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和连续性还是从社会利益平衡、强弱势群体的区别来看，公众人物都必须负有忍受义务。     

试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的量化——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中说起

＂没收违法所得＂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行政处罚的主要罚种,但是对于违法所得如何量化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均存在争议。因此,文章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出发,通过对现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量化存在的不足进行剖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从而为正确地适用违法所得,有效打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提供理论的借鉴。     

超越部门利益才谈得上依法行政——从考驾照必须上“驾校”培训的规定说起

"强制驾校培训"事件的出现,说明了"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实现依然有着漫长的道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行政的贯彻不仅是口号,更需要超越部门利益。行政机关的定位应该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因此,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超越部门利益保护。这依赖于立法制度和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政务公开的进一步展开;公共参与的强化;放松管制政策的推行以及现代化的财政秩序和健全的预算监督制度的建立。     

从“斗争与妥协”看美国法律的实然——《美国法律史》读后感

《美国法律史》用较为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介绍了美国法律史。它揭掉那被众多国内学者披上的辉煌美丽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性的法律,以及随之兴衰的法律职业群体。     

论“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兼论《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不足及其完善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我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儿童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至今尚未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实现我国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承诺,故亟须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