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群主义

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社群主义。社群主义的复兴是后冷战时期各种社会条件的产物,其本质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补充。它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对资本主义的挽救和改良,但它也关注一定的社会目标,进而拉开了资本主义质变的序幕。它促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竞争和发展,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观的挑战与批判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逻辑起点上，罗尔斯建立起了个人——社群观，而社群主义建构的是社群一个人观；在价值取向上，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个人权利是正义的价值取向；而社群主义建构的“善优先于权利”的观念，强调个人权利必须在社群中去实现。在终极目的上，罗尔斯追求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而社群主义者认为正义只是美德之一，并强调公益及将其作为社群的终极关怀。社群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一种不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挑战。但社群主义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可能的启示。     

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主义权利观评析

社群主义权利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主张积极权利优位于消极权利;主张社群权利优位于个人权利;并提倡"善优先于权利"。但它不反对个人自由,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并为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以社群为本的权利观念奠立在反对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充分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该怎样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

社群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法律实践中也得到了初步的回应,但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寥寥,彰显出研究如何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中国传统法思想与社群主义的诸多暗合,为我们以本土化的方法来借鉴提供了便利;社群主义法律观的缺陷和困境,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时需保持谨慎和警惕的态度,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对其进行批判和甄别,并吸收自由主义的法律观中的有益成分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     

浅析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观的基本观点及冲突表现

一般认为,正义观念起源于古代西方社会.从产生起,已经几经变迁,在当代表现为互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派别.本文中,笔者阐述了两种正义现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其冲突背景及冲突表现.     

现代法治文明元叙事中的社群主义修辞学

社群主义表达了对现代和后现代的焦虑。它并不颠覆现代法治文明的元叙事,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修辞学。它诊断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病症在于责任连续性论证的缺乏与根本性制度保证的缺失。它认为权利、正义与宪政必须以认同和承认社群公共善为先决条件,责任的连续性是社群公共善的根本保证。社群主义激发了新儒学复兴传统的愿望。当西方法治文明的历时性问题浓缩为我国的共时性问题时,当下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对我国现实到底是缺乏权利还是责任的连续性论证与根本性制度保证作出审慎的判断,才能确定当下我国法治的重心。     

从社群主义拯救罪错少年——恢复性少年司法及其社区参与

少年司法固有的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均无法单一地解决少年犯罪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同时,以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为目标的恢复性少年司法似乎正在成为少年司法的“第三条道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社群和社区的发展变化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社群、社区的发展驱动了具有恢复性少年司法因素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这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价值底蕴.我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了恢复性少年司法的探索,其各个阶段均具有社区参与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社区参与具有广阔的前景.     

从熟人社群到法治社会——儒家伦理视野中的熟人社群特征及衰败之探讨

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哺育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群,这个熟人社群主要依靠亲情维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熟人社群必然解体,代之以陌生人的社会。本文认为传统的亲情不足以维系崭新的陌生人社会,文明的陌生人社会除了法治没有出路。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之重新审视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阐释一直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在分别阐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这方面的看法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提出几点关于社群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面向未来的政策规范论

本文认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协商民主以及社群主义是三种面向未来规范政策的选择和分析的政策理念。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以权利论和效率论相区分;协商民主的政策理念注重商议过程和共识反思;社群主义的政策理念围绕自治和秩序提倡信念对话。     

美国宪法解释中的不同民主观——原旨主义和能动主义之比较

在美国宪法解释中,不同的学者或者法官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解释方式,大体上形成了两大阵营,即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和能动主义解释方式。面对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反多数难题,任何一种解释方式都必须树立自身的立场,原旨主义和能动主义亦是如此。这两种解释方式都选择利用民主来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谁在坚持民主和谁能促进民主这两个问题上两种解释方式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并给出各自的论证。通过对双方论辩内容的细致梳理,我们会发现宪法解释中对立的双方是在利用不同的民主观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     

立宪主义的哲学分析

对立宪主义可以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哲理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期的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方法论所引发的理性主义促成了政治个体主义的产生,进而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早期立宪主义政治哲学。在英、法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背景下,经过各种新兴思潮与立宪主义的相互激荡,19世纪的欧洲立宪主义哲学开始走向成熟,贡斯当、托克维尔、密尔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新当事人主义论

当前司法实践贯彻当事人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真实过分背离客观真实、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诉讼程序拖延、诉讼成本高昂.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审理模式向"新当事人主义"转型.新当事人主义在理念上强调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在基础上坚持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质内容上强调法院在保障当事人诉讼能力地位对等、推进诉讼顺畅高效进行等方面的司法能动性.     

论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与当代公安工作

党内民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也是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使公安机关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有必要将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与公安工作相结合,用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指导公安工作,以便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开展公安机关党政工作。     

论司法能动主义的基础

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的能动性,认为法官可以超越成文法和先例的约束进行司法解释,以法官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代替立法、行政机关的决定。司法能动主义有着深厚的理论与现实的基础,其法哲学基础是新原意主义,宪政基础是共和主义,而现实依据则包括法官自由裁量权、行政权的扩张、自治法向回应法的转变等。     

论民事司法中的“协同主义”

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民事司法陷入困境。协同主义是指在以当事人为诉讼程序主体的前提下,法院、当事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互相配合,和谐地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模式。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诸多优点。以"协同主义"作为民事司法的指导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同时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民事司法要以"协同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私法立宪主义论

私法立宪主义的提出，是对传统的以公法为本位的立宪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私法立宪主义批评传统的立宪主义理论将权力现象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认识，强调在私人领域同样会出现权力现象。基于立宪主义所主张的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的观念，必须对私人领域中的权力进行控制，以保护私人的基本自由。民法理论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就是完善私人领域中的权力控制机制的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在私人领域中建构权力控制机制，必须突破民族国家的法律体制，建立相应的全球性的法律治理机制。     

“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浅析

法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宪政则是在法治社会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是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家宪政"这一宪政建设的新思路。儒学和宪政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协调统一的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呢?本文试对"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分析。     

论商事外观主义

外观主义是商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的适用性如果与其在民法中的适用相比较的话，外观主义在其商法申则更加具有普遍性。它可以消除行为人内在的心态难以测定的弊端，最大程度的达到相对人和第三人所预期的效果，减少交易中产生的预测成本。本文主要从这一理论对维护交易安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述的，     

再论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作出经典论述的重要命题，学界对这一命题较少异议。本文在肯定法律儒家化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和历史观，对该命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理解。本文认为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体现君臣关系的法律事实上受到法家一以贯之的重要影响。此外，瞿先生夸大了“礼”的差别性，导致他对儒家和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出现偏差。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处于不断的迁流演变之中，其内部也充满了冲突和丰富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儒家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法律儒家化是秦汉以至明清法律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前提并非如瞿先生所论的“纯本法家”，唐代法律也并未真正“一准乎礼”，唐代以后法律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