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有关研究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外交部“文革”轶事

＂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0多年了。在＂文革＂的激烈斗争中,外交部首当其冲,所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     

用10万美元购买“知识”——“文革”后第一套教材诞生记

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被公认为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比这更早的改革之举，是编选了一年之久的“78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它是在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出生的，但它那焕然一新的面貌，无疑是改革早春的象征。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从其产生直至消亡自始至终制约着"文革"的发展过程。本文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这场运动加以审视,力图说明"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心态基础。探究"文革"时期广大民众参加组织所蕴含价值取向的心理特征,对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国民有着深刻的反思意义。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文革”是怎样打断中国法治建设的

回顾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法治状况。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法治状况进行对照．不能不看到．法治存在与否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遭到彻底破坏．导致中国经济严重倒退,社会剧烈动荡。     

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一个外交官的“文革”岁月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原本想让王国权留在中国驻波兰使馆，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想让他回国。当然也有意保护一些老大使，让他们先避避“文革”风头。但进入1967年7月。周恩来也顶不住了。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相继被调回。     

“文革”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分化、改组之中。特别是从60年代起，广大亚非拉国家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高潮；这一时期，美国入侵越南，中苏关系由盟友转变为对手，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异常严峻。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保障国家安全等，中国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地开展了对外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为反对霸权主义、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亿万中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场浩劫,但对于王洪文来说,却是一架平步青云的梯子。王洪文凭借着“文化大革命”,翻江倒海,从一名普通干部一跃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并逐渐受到张春桥、江青等人的重视,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在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号人物。又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终受历史和正义的审判。玉洪文成为阶下囚,在狱中抑郁而死。那么,王洪文在“文革”前的人生之路又是什么样的呢?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记载,精心撰写此文,从客观的角度,对王洪文的“发家史”作了详尽的叙述。     

“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是如何叫响的

30多年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城乡，霎时就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有人说那是一场洗礼，有人说那是一场灾难。对那场运动的是非功过现在不管怎么评说，对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文革”中陈伯达为什么选择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     

父亲丰子恺在“文革”岁月

当时只道是寻常 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 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爸爸于1970年6月28日晨写给小弟丰新枚的信里所附的一首“浣溪沙”词。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文革”的严重失误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而丰富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非问题上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修正”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左与“左”及右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把握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外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列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文革”时期的经验教训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文革”中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李先念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