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官员倡烟”伤的是政府脸面

"官员倡烟"倡导不出税收繁荣的艳阳天,只能是助长腐败,这种"官员倡烟"的活动就此打住为好。一份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让湖北省荆州市一些地方"官员倡烟"景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

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大力增加发展性公共服务供给,制定一部统一的公共服务基本法,明确小康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严格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对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生存性公共服务和安全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增加发展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种类。     

法治政府的宪法根基——以“看不见的宪法”为视角

美国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宪法文本中难以找到直接的答案。劳伦斯·却伯教授在《看不见的宪法》一书中,基于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做了解答。依宪治国是法治政府的核心理念,却伯认为,法治政府的理念不仅存在于可见的宪法文本中,也存在于看不见的宪法中。从看不见的宪法中可以推导出合法性来源、积极义务及权力边界等法治政府的根基。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却伯教授的主张对于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世界各国宪法中有关人权的规定

一、直接出现“人权”概念的一类 1、《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1年12月8日) 序言:……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庄严宣布忠于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 2、《中非共和国宪法》(1961年4月20日) 序言:乌班基人民郑重宣布,坚信人权、民主和人民自决的原则。 3、《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1993年     

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

谢立斌在《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撰文《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认为,人们通常将提高行政决策民主性、科学性作为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依据。但是,我国宪法明确选择了体现间接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民只能选举奥、乡级人大代表,而没有规定由公民直接决定国家和地方事务。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五个职业:公务员 政府官员 教师 艺术家 高管

正67.7%的受访者能在工作中得到幸福感,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年终奖是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福利,在公众眼中,既稳定又能得到丰厚收入的职业才最具幸福感在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被央视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多数“官员承诺”难兑现——“官员承诺公众信任度调查

官员承诺,能否给官场带来新风气?公众对这一现象究竟怎么看?其实质效果如何?怎样有效保障承诺的兑现?为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近日我们对此现象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参与人数8549人,网络跟帖     

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之适用

基本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鉴于基本义务的前国家属性,各国对基本义务是否适用法律保留,及是否承认具有宪法界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基本义务须受法律保留原则及宪法约束已成为通说,具体表现为义务法定,适用比例原则予以审查。惟基本义务具有宪法位阶,其自由主义内核又使其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适用的法律形式保留具有差异,而是适用强化法律保留。强化法律保留的实质是在明确立法权受宪法限制的前提下,由唯一具有民主正当性的立法机关保留义务法律的制定权,义务设定须以法律形式作出,禁止授权行政机关为之。     

广州：人大代表就大学城高价卖地质询政府官员

据《法制日报》广州4月14日电,在今年的广州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部分市人大代表联合组成“问政小组”,点名叫来广州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大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对大学城高价卖地决策过程逐一进行质询。广州大学城位于广州市东南部,选址番禺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规划范围43.3平方公里。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地产业的升温,     

揭开官员手机的面纱

《手机》讲述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问的信任危机。官员与官员的手机呢?在他们的手机里又会隐藏些什么样的秘密?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20名官员。     

官员问责制面临两大难题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近日在《东方早报》上撰文称，问题官员的复出问题，正在使问责制陷入尴尬境地。根本原因在于，问责制的基础是“有限政府”和“简单政府”，我们却把它用于“无限政府”和“复杂政府”的制度环境中，因而带来操作上的很大难题。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法治解读及其宪法内涵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类具有行政决策性质的施政纲领,是宪法制度安排下检视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状态的重要窗口。其在文本形式上由回顾过去之工作总结与宣告未来之施政目标构成,在实践层面上以国家行政权力为核心而推行施政计划。随着依宪治国、国家义务、给付行政等宪法基本理论的发展,对早在1954年就已基本成型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模式与决策机制提出了新的期待。必须在坚持权利本位的法哲学范式中,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行政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施政理念由权力向权利递进。保障政府工作报告涵盖的政府意志与行政决策在法治化的轨道中不断契合人权保障与宪法至上的基本原则,强化依宪治国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对政府工作报告制度发展的理念指引。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贪腐累累却步步高升 “庞家钰现象”发人深省 建立完善的检举机制是当务之急

《检察日报》8月14日刊登中国法学会郭道晖教授的文章．剖析了当前官场中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升官的怪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对贪渎官员的检举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基于公众满意度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

政府绩效评估源于政府扩张和政策失灵。在西方民主宪政下,政府由选民投票产生,几乎每一项公共政策必须体现民意导向,民意投票贯穿了政策产生、执行和结果的全过程,绩效评估的核心在于评价指标的相对合理性,更多为技术性问题。本文认为,基于政治制度迥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不仅要强化政府成本导向,更重要的是将评价指标体系置于公众满意度导向之下,既是技术性问题,更是导向性问题,为此,构建实现客观指标与主观评价于一体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指数模型,将民意调查作为中国公共政策评价的基本路径,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政府官员在人大的新位置

在今年年初的上海市人代会上，细心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市政府有49个部门的负责人在本届人大的代表名单之外。 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2007年年底上海在市人大代表换届时执行的一项新原则——减少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除工作需要外，市政府组成人员一般不提名为代表候选人。市政府其他部门负责人也按照这一原则执行。     

毛泽东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随着政治建设任务的加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制定宪法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1952年底宪法起草工作启动,经过多次修改,1954年9月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政府官员组成的开发商

原来，负责别墅开发的新城公司是一家股东由信阳市羊山新区建委主任、财政局长、国土分局局长、房管局长、纪委书记、监察室副主任组成的“市场化运作”的“史上最牛”房地产开发商，而其背后还有“更牛的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