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法学界及实务界一直有争议。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不相符。我们决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唯程序论,更不能走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老路,要发展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法治之路。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关于程序与实体的法哲学思考

主观的目的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手段是否有效 ,因此 ,目的一旦确定 ,手段就显得更重要 ,因为手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实体之所以是目的就在于它是行为本身 ,是主体的预期 ,而程序是行为的过程、载体 ,是达成实体之手段、行动。程序由此表现出主观价值性、外在的强制性、内在的科学性、相对的独立性、对人的公开性等特点 ,而实体的价值在于为程序指明方向、引发程序的启动和完善、体现着主体的价值追求 ,并在逻辑上先于程序而存在     

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交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英美“程序正义”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

程序正义的理念在英、美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贯穿于两国司法实践中。英美法对程序的重视超过了对实体的重视。认为程序才是最可靠的,没有正确的程序,就没有正确的结果,只要程序是正确的,结果必然是正确的。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对界定权利义务的过程和步骤关注不够。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行程序正义,必须确保程序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程序原则及制度的落实,确保审判方式改革向强化程序方向迈进。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价值冲突——《刑法》第313条的罪与非罪问题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不完全一致,刑法第313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就反映出两者在司法实践上的价值冲突。从法哲学上探讨二者不同的价值倾向,以明确程序正义优先押或是实体正义优先,为正确解决刑法第313条在定罪过程中遇到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对此作一偿试。     

公证活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若干思考--以国内民事公证实务为例

本文从公证活动的基本特点入手,指出在国内民事公证中同样需要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方面来保证公证活动的质量.从程序上讲,应以<公证程序规则>为依据,着重探讨了保证公证程序正义性的方法论;实体上应以<民法通则>第55条为起点,并就几类应用较多的公证类型包括继承权公证、遗嘱公证、赠与公证、委托书和委托合同公证作了理论上的分析.     

论量刑相对合理主义——“缩幅求交”量刑方法之提倡

量刑基准作为经验之存在,既可以表现为一个确定的经验点,也可以表现为一个经验幅度。在相对合理主义理念的指导下,量刑基准不应在量刑初始阶段作为量刑依据直接加以采用。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坚持法定优先原则,构建缩幅求交量刑模式,并且充分发挥量刑基准之保障与警示作用。唯此,才能在终局意义上得出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相对合理的量刑结论。     

程序正义与和谐法治——由赵作海案件引发的几点思考

程序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永恒追求,实践证明,摒弃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也会受到影响。程序与实体并重,甚至程序优先才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也是我国和谐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论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兼以程序工具主义及程序本位主义的视角

对行政权进行程序控制是行政法的一大发展潮流,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遵循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即符合正义性原则、具备正当性的行政程序.由于行政行为及行政程序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从程序工具主义兼程序本位主义的视角出发,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要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程序正当性要素的最低要求、程序正当性要素的最高要求、程序正当性要素的一般要求.     

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审视与重构

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法缺失,尚未形成完善的程序机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在发起主体、移送材料、立案监督、判后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不应是单向的流水线式作业模式,而应是包含监督、制约、救济在内的网状式作业模式。应确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赋予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构建多方位的、立体化的运行模式。     

刍议一起“伪基站”案件的刑法规制

伪基站案件的危害程度不符合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要求,不能以该条文定罪处罚。虽然设立、运营伪基站的行为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也违反了《无线电管理条例》,但是本着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只有在行政处罚无法遏制其危害行为的时候,才可以由司法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反思与重塑：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按照加入WTO协定书的承诺,中国将诉前禁令制度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这一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不仅维护了权利人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但这一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不足、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其功能大打折扣。以程序正义为视角,通过程序的参与性、裁判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对等性、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自治性和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切入点对诉前禁令加以审视,是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     

对刑事赔偿案件中“确认”程序的若干思考

刑事赔偿的确认主体侵害应当由独立第三方机构承担,存疑不诉案造成的应当赔偿,确认程序侵害应当明确规定一个合理期限,侵犯财产权承担赔偿“直接损失”中应包括应得财产利益损失。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设想,但没有形成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苏联模式基本上是按照马恩设想实践的,这种模式虽然有严重缺陷,但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认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正义与“黑金”的较量

今年初，随州市司法机关查处了一起罕见的公、检、法执法人员受贿徇私的司法腐败案，并对一起造成一死一伤的刑事案件重新侦查，重新审理。至此，发生在炎帝故里的这场正义与“黑金”的激烈较量，最终以正义获胜而落下帷幕。     

规范传播视角下的“吉哈德主义”

规范的传播是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前沿领域,但当前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研究却集中于西方好规范的研究,忽视了其他类型的规范也能传播的问题。语言建构主义与语言哲学是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领域,但语言建构主义却较少解释语言何以发生变化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设定为吉哈德主义的传播,并在传播机制中着重引入了实践这一核心变量,以完善规范传播的研究领域与弥补语言建构主义中实践性的缺失。极端主义者的实践过程导致了吉哈德语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了的语言意义又作为一种新规范影响他人的行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