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自由理念

宪法的自由理念有其肯定和否定双重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形态产生出宪法与宪政具体理念, 即肯定性自由理念建构起宪法的人民主权理念, 否定性自由理念建构起宪法的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 自由的双重形态建构起公共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一部实质宪法应当从实质到规范都能体现其自由理念, 即对基本自由权利和其他剩余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德国宪法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宪法是制度之法,若无相关具体规则的支撑,宪法将会陷入"闲法"的境地。为此,德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逐渐建构了一套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结构:消极制度性保障与积极制度性保障。消极制度性保障是指纳入宪法保障范围的法律制度,立法者虽然可以对之加以修改,但不得废弃该法律制度的基本传统与本质内容。积极制度性保障是指为了充分保障基本权利,立法者负有构建相关具体法律制度的宪法性义务。在此,立法者虽然享有较大的形成自由,但必须遵循"核心内容保障原则"。形成于德国的制度性保障对其他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高教法治与大学自治

高教法治在我国已初步确立,是行政法治在高教领域的具体体现。而大学自治是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机制,在此机制下,大学可以在与学术自由相关的范围内行使相应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高教法治对大学自治有着保障和规范作用。     

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目前被学者们诠释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文化权利这一范畴不仅被我国宪法学者指称宪法第47条规定的自由,还被人权法学者用来解读国际人权法中的有关权利,并且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特点,弱化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价值和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外国宪法中多规定为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因此可以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理论关于学术自由的诠释资源,来丰富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内涵。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     

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

大学是崇真、向美、求善之领地,大学是国民教育之象牙塔;现代大学治理是法律维度下的治理,是以章程为制度载体的治理。章程乃大学之宪法,其演绎着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折射着高校与政府、社会、师生的良性秩序和谐。大学章程是组织法,更是权利法与程序法;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是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耦合,是学术自由与人权保障之凸显,是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之统一。     

对我国确认公民迁徙自由的思考

迁徙自由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本文认为在我国恢复迁徙自由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履行国际承诺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宪法应当恢复确认迁徙自由,并根据我国国情逐步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规范公民的迁徙行为,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     

宪法是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兼对“宪法是公法”的质疑

宪法是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家形态因宪法的建构而彰显生命,从而营造出自由、和谐的人类生活方式。宪法是国家权力的规范者,它既控权也护权。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宪法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而成为公民的诠释者。公、私法的划分是以可感知的宪法形态为前提的,但从实质意义上说,宪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处于两者之上的法律。作为公法和私法的统一体,宪法为公法、私法的互助提供了一个转换平台。     

论法律保留对“校规”的适用边界——从发表论文等与学位“挂钩”谈起

大学并非一国之"租界",因此,大学事务亦有法律保留原则适用之必要,但是学术自由内在要求国家法律只能是宏观性和方向性的"框架立法",进而给大学自治这一制度性保障留足创制空间。大学"校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根据不同的"校规"类型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学术性规则"而言,法律设定的"国标"只是学术的"最低标准",为教育质量计,各大学的"学术性规则"可以在法律之上设定更加严格的学术条件。而对"行政性规则",法律则是不可逾越的"上限"规范,只是就我国的法治实践现实观之,应破除"国家权力单一"的神话,确立"国家—社会"二元权力构造,进而给自治团体的自我型塑留下适当的裁量余地。当然,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仅在宪法审查之路上迈出了"形式上"的第一步,"校规"要满足合宪要件,还必须存在"实质阻却违宪事由",这又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合理性检验。     

对迁徙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应当加以恢复和保障。对迁徙自由的含义的理解应当与有关国际公约一致 ,迁徙自由既是人身自由 ,同时也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不能违背人权保护的宗旨。本文对有关迁徙自由的宪法修改也作出一些较为具体的建议。     

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学分析

一、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比较宪法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划定界限,以限制和防范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及其对公民权利的侵越,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提供平等的保障。"但个人的自由也必须受到限制,就连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承认,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生活才可能实现。"随着现代社会的财产权观念已由私有财产神圣转向财产的社会性使用,各国在沿袭了近代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和合理内核的同时,又     

浅议学术自由及其宪政保障

将学术自由当作一种基本权利来研究,学界比较鲜见。如何确定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不仅有立法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现实意义。不同权利属性,其立法标准会不一样,其宪法、法律保障措施必然不同,其救济途径也将有异。本文拟对学术自由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学术自由的缺失现状,将学术自由权定位在宪法基本权利的高度上,对其与宪政的关联以及在宪政制度条件下如何保障学术自由权实现做一般探讨,以期促进我国学术自由权之保障。     

依宪治国视域下国家权力的建构与控制

作为宪法的核心原理和宪法学的一个永恒论题,依宪治国本质上就是依据一种建构或确认国家组织和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而展开国家的治理.其目的就是通过宪法的实施,把宪法从政法性文本转换为社会性事实,使宪法在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双重维度上得以调整政治关系并规制政治过程.与此同时,依宪治国也是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法律的统治表现为良善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与服从.而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居于一个国家的实证法律体系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是其他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渊源和规范性依据.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范意涵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我国宪法上的确立并非仅出于功利主义考虑,而更在于申明了宪法之为宪法的规范意涵.一方面,它在确立公民权利正当性来源的同时,明确了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不仅深化了权利理念,为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提供了宪法支持,而且设定了国家权力的最高道德,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基本义务.     

论《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

《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指向"人民民主"与"实质民主",在规范体系中起到建构性作用.在国家权力配置领域,《共同纲领》设置了常态与过渡两种体制.从民主原则中可以提炼出民主正当与民主制约两项规范要求,二者间虽存在一定张力,但初步建构起了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体系.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与国体相适应的"民主权利"观侧重于权利的制度属性,具有多元面向的"专政"概念则与其相互构成,民主原则成为基本权利的分配规范.《共同纲领》以其民主原则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宪法秩序,但伴随宪法修改与变迁,对现行宪法中民主原则相关规范的解释还应更多注意到其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规范的交互影响.     

1982年宪法指导思想中的经验逻辑

一、1982年宪法的经验叙事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大同小异,核心部分都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但其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则各具特色。《美国宪法》用简短的序言声明制宪是"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建立共同国防,增进全民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日本国宪法》序言表明"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

就学术抄袭而言,学理与司法实践援引私法的理论资源对之进行解读,忽视了学术抄袭认定背后的公法意涵。学术抄袭与私法维度下的抄袭在认定基础、认定标准、认定依据与认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更多地受到学术伦理规范的约束,对其认定应当摆脱私法认识的窠臼与纯粹法解释主义的路径,置于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的二元框架下进行考察。国家立法授权高校对学术抄袭进行认定,既蕴含了国家权力在抄袭认定上的退让,进而赋予高校学术自治的空间,又要求高校积极落实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保障义务,避免学术自治逾越内在的界限。国家立法应当设定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基本原则,保留必要的司法审查,从而避免高校在抄袭认定规则供给上的恣意。     

论我国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

目前,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在确认宗教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几种模式,包括政教合一模式、政教分离模式、国教模式、政教合作模式、国家控制或主导模式。从我国目前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宗教组织的规定来看,我国目前宗教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致上属于国家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宗教组织可以依法设立并且必须依法活动,国家对宗教组织的活动可以实行依法监督,同时在必要时对宗教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给予关注和必要的支持。就相关的法律规定而言,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比较可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在一些地方性立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高度关注。     

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

西方理论阐述宪法上的劳动权属性,多采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端。然而,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劳动权性质及其内涵,则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既有学说,需要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出发、运用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才能清楚获得。同时,要真切理解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性质,还必须具有宪法的"历史意识",仔细分析劳动权在不同阶段文本中的功能流变。现行《宪法》中的劳动权规范既是一种保障私权的权利规范,也是蕴含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伦理的重要承认规范。     

试以基本权利限定＂良性违宪＂

面对中国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国学者提出了建立宪法审查制度、认可不成文宪法、界定良性违宪等应对方式。为了一方面维持宪法的规范功能，另一方面允许适度突破宪法规范，可借鉴德国有关保护基本自由权和平等权的宪法理论，结合中国具体的规范条件，构造出技术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良性违宪的标准。宪法是一部保障而非限制权利的基本法，宪法的根本目的不是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而是为所有人保障一个权利底线。良性违宪的标准是，国家活动不得非正当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允许国家活动能够为改革做出有益尝试，突破宪法某些制度不适当的羁绊；另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不受宪法制约的滥权，而酿成践踏公民权利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