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服务、协调等作用,破解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困境与难题,探索构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六化"(区域化、多元化、分类化、民主化、专业化、法治化)路径。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武汉市等地民政局、档案馆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 ,详细考察了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初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产生的动因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社区作用的发挥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基层治理必须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基本路径就是：坚持强化权威,以党为核心加强引导;坚持组织重构,实现合理分权职责明晰;发挥制度保障,实行法治坚持协同治理;突出社会整合,培育好中介作为治理桥梁;促进社会认同,在共建社区中优化成长环境。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一、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战略着眼点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这个概念加以某种澄清。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所有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治理多少都具有精英治理的色彩,包括我们现行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在内。那么我们在这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整合社区各种组织和力量,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使城市基层治理达到善治,是推进城市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的主要目标。通过构建社区党建扁平化领导体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的社会化、区域化、网格化和信息化,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效能,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公约何以有效？——基于制度层级的分析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自治的思考

居民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应努力突破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瓶颈,着力重构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创新自治参与制度,开发自治资源,完善自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横路径探究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依赖于改革路径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上展开,纵向逻辑涉及社区、小区、楼栋和居民四个层面,这些自治单元具有利益表达、聚合、分配等功能;横向逻辑则涉及到社区和社区以外的力量,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形成这四个方面的各类组织与个体间横向关系,并具有区分、交换和整合等功能。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