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析论北大核心CSSCI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虚拟社会得以形成。虚拟社会的公共性、自由性、开放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公民在虚拟社会进行利益或意见的表达,彰显了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虚拟社会中公民公共责任的公共性、目的性、低成本性、异化性等特性,比较容易促成责任的实现,有利于虚拟社会的治理;同时虚拟社会中的公民因利益驱动会实现伪公共责任,导致虚拟社会的失序进而影响到现实社会的治理。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现实社会中正义的制度、公民的角色意识、网络媒介的素养、公民的责任引导,将促进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实现,有助于现实社会的治理。     

对个人主义的超越与公共性品质的生成——罗伯特·贝拉《心灵的习性》读解

个人主义处于多重困境之中,这是罗伯特·贝拉在《心灵的习性》中所揭示出的作为美国文化特质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危机,也对整个世界提出警示。贝拉以其宗教与世俗的独特联结方式,从文化视角分析了个人主义社会中公共责任实现的可能性,指出了公共性品质培育的方向,即营造产生共享移情作用的情境、创造由个人主义语言转变为思考公共责任的语言模式的平台和制度条件、减少对个人提升的关切,创造能够滋养和锻炼具有美德的公民的实践环境,从而经由"关切的公民",培育人的公共性品质,促进公共责任的实现。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其防治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被政府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利性客观存在,使公共性经常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各     

公民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建设

在一个追求高度民主的国家,较强的公民公共精神对该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公民公共精神还较弱,如公民的主体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责任缺失,这种状况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极为不利.因此,应大力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如发展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素质,以此来培植和增强公民的参与、合作、团结、责任等意识,从而不断累积民主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其防治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被政府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利性客观存在，使“公共性”经常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各国政府共同期待的目标，处于变革与发展时期的中国也面临如何维护社会正义和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实问源。公共服务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作为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公共服务不是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素质提升功能的现状与改善

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必须提升民众公共参与的质量,而这就关涉到民众的公民素质问题。民众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实践途径是参与社会组织的相关活动。从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来看,现阶段社会组织对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公共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参与技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这既有宏观制度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要改善社会组织提升民众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必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改革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拓宽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渠道。于此,就可为社会治理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源,社会治理亦有望臻于善治。     

关于公民参与的几点认识

公民参与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责任、权利以及治理的观念。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对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极其重要的功能,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是公民参与的载体。公民性是公民参与的内在支持和保证。伴随国家民主化改革的进程,我国应当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性的发展。国家的治理需要有一个讲道德、守法律的公民社会。依靠有良好公民性的公民社会,才能节约治理的成本。     

以"合作式治理"提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信任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健康运作,巩固和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可以通过强化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与公民性的政府信任,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国家治理、合作网络与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异化与政府公共责任的蜕化,其实现有赖于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证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特定利益的调和,也是建构治理合作网络、强化国家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必须以公民美德为条件,以法治和有序为限度,以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全方位参与为途径。     

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及其当代启示

在"公共性"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核心议题的背景下,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转换中提炼出公共性范式变革的维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包括: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从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到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在公共性历程上,实现从思辨历程到现实历程的转换;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在公共性动力上,实现从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到生产动力的转换;在公共性标准上,实现从抽象标准到现实标准的转换。深刻把握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对于新时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公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差异,其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能够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必须具备较高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参与能力、资源和技术以及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提升公众的参与价值和主导价值,必须为公众参与搭建制度平台,加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教育,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与技术。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反思——基于公民性的变迁与重塑

自古希腊的"原始公民性"开始,从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两个维度考察,公民性经历了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公民性缺失、捍卫公民权利的消极公民、具有责任和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与公共管理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的嬗变相互交织,是公共管理嬗变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现代"服务型"公共管理的发展伴随着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共和主义复归与重塑,并有赖于从社区开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沟通与协商机制、合作与共治机制的构建。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双重价值解读

社会的变迁、治理模式的变革促使"公民参与"的实践活动逐步突破传统"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形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既能体现公民意志,保证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合法性和公共性等政治价值,又能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等管理价值,创造有益的公共管理实践.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之相关性分析

公共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首要的、也是根本的职能。行政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是公共责任，公共责任履行的充分程度就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实质标准。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因此，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政府提供公众服务是一种责任而绝非恩赐。提供公众服务，必须树立“公众至上”的观念，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这是对政府责任性和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政府作为公来利益的代表，其责任性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在公泉中的形象和地位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培育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除了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改革之外,还需要相应的公民意识作为隐性支撑。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把握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培育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树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相符合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研究公民意识培育策略,有助于全面提升公民意识培育的实效性与长效性。     

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治理民主的视角

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共性优先促使公共行政学朝向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理论流派,但效率与公共性却始终未能实现在平衡共生下的融合。20世纪末兴起的治理掀起了一场有关于公民参与的治道变革。治理民主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地位,在后现代性的话语诠释中表现出了其宏大的变革公共事务以及推进政治重建的旨趣。一方面,在价值上,它要求从合法性向公共性转变并以去中心的社会建构促成公共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公共性原则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制度安排则内在地指向治理绩效的获得。基于此,作为多元价值共存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治理民主在理论上暂时突破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假设,并为实现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的价值取向解读

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