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腐败:形成机理与防治思路

在工程腐败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经历了相识期、暧昧期和交易期的博弈过程。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行贿人行贿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明智投资",受贿人的受贿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理性选择",他们的选择符合经济理性。行贿人与受贿人的理性选择背后,折射出的是制度上的漏洞,为此,要分散权力,细化制度,减少寻租空间;健全法律,严密法网,预防与惩罚并重;转变观念,加强教育,对腐败"零容忍"。     

加快形成“一主多元”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

<正>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和考验期。习总书记指出,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不再提"社会管理",改提"社会治理",提出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使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文化传统反思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严重,其中不乏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缺乏诚信,集中表现在:缺乏诚信建设的文化前提,即自由意志和规则意识;"人性善"的道德假设不利于诚信规则的建设;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不利于诚信标准的确立;缺乏宗教信仰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不利于诚信的保障。当前我国社会诚信建构的基本思路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立人",同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关系理性”与人的解放

从哲学视角看,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换是现代性兴起的内在根据,然而主观理性使个体"实体化"为主—客单向的"独白式主体",导致个体对立以及共同性瓦解。关系理性是走出这一困境、通往人类新型理性的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系理性自觉的当代表现,它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实现了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双重超越。在"关系理性"照耀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路径体现在:一方面,变"唯我性"的孤立主体为"利他性"的交互性主体,消融个体间冲突;另一方面,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     

新时期大学生廉洁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略论淤

近些年来,大学生廉洁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腐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日益受到全球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当前我国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对腐败现象存在着理性认知不足,思想重视不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裂等现状。这种状况势必形成潜在的未来腐败行为发生的温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通过"课堂教育",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廉洁意识;强化校园廉洁文化建设,做好"课下教育",形成课上课下"共振"效应;整合社会力量,努力贯通高校-家庭-社会三个环境的大学生廉洁素质教育。     

资本寒冬?

<正>创业者拿不到钱?投资人也没有钱?创投市场一片惨淡?这大概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资本寒冬"。但是,它真的存在吗,长啥样,还会持续多久?也许情况并没有那么糟。——投资人把钱袋子捂紧,因为他们更理性了;创业公司倒闭,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所谓"资本寒冬",不过是创投市场有益健康的自我清理。创业公司拿不到钱?数据:2016年上半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计     

后现代的“反本体论”与“以人为本”的实践本体论——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特征的对比考察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社会主要的哲学流派,两者在本体论上的主张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特征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对本质基础主义、对理性的价值、对整体性同一性、对主体性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不尽相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要彻底消解本体论,否定"在场"和"逻各斯",走向"出场"的视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实践过程、强调理性功能的本体论。     

文德尔班、罗素、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观”及其特点

文德尔班用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去写"西方哲学史",其感性大于理性;罗素用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去写"西方哲学史",理性大于感性;梯利从一位哲学史家的角度去写"西方哲学史",力求能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去写哲学史上的每位哲学家。这三位的哲学史,虽然风格迥异,但各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秩序——由西方社会信任的模式反观中国之信任现状

<正>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是不以感情为基础而以理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人们之间的信任将主要依靠合约及公平的制度来取得。     

“理性辩证法”:对理性文化的哲学反思

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范畴,也需要"理性辩证法"的审慎反思。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批判论构成对理性再反思的三重主要维度,对于哲学的"理性辩证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导向的人性塑造

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和谐的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人为本,促进人性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性状态,应该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培育和塑造"道德经济人",要弘扬互利主义精神,塑造"互利性"人格;加强社会规则建设,培育道德理性;彰显和促进社会主体的道德自律.     

文化的作用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

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耕在2015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其一,文化具有传递文明的作用。文化不同于器物。文化的这种传递文明的功能,使个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人类在较长的时间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化"。如果没有这种"教化",那么,我们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现在仍然是原始人。其二,文化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是自然属性;既有理性的方面,又有非理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四项原则”

在互联网背景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固本性原则:坚持"一条主线",夯实"三个根本",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提升其文化占位;二是主动性原则:主动出击,既要"软硬兼施",又要疏堵结合;三是包容性原则:既要理性认同,又要辩证取舍,同时要坚持层次化要求;四是时代性原则:坚持与时俱进,既要追踪时局,又要超越时局,还要考究受众的"思想格局"。     

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所需"理性文明"之思考

和谐社会构建取得成功需要理性文明,理性文明是我国和谐社会成功构建的必要支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我国社会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理性文明的初步标志.对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共同构建以求整个社会内部自身的和谐与统一、以及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的"最佳结合点"与"适度分离块"的寻找以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理性文明的最终标志.     

社会选择、公共理性与民主制度建设

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和制度实现个人合理目标上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公正同时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理性的行为方式。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将制度方案的设计与运行同人们的行为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制度建设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民主制度的理想设想,讨论社会选择理论对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协调与均衡的分析,力图说明制度建设不能"为制度而制度",而应该着眼现实,从解决那些很多人都关注但缺乏强有力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入手,寻求建立合理制度的具体方法和现实途径。     

公民主体视角下的共享析论

立足于"公民"主体,有助于从"国家-公民"(权利)与"公民-国家"(义务)双向度视角对共享进行诠释。共享是平等公民权利的"应有",即公民对平等——人格尊严平等、机会平等、社会保障平等的权利的享有,以及平等权下的共享权——给付请求权的吁求。共享重在积极公民的"应责",积极公民是劳动创造的主体,担负共创责任;积极公民是共享参与主体,在参与中维护公共利益,供给公共服务;同时,共享又塑造着积极公民。共享旨归于公民利益和谐,"剩余共享"是公民利益和谐的现实基础,"合作理性"是公民利益和谐的理性前提,分配正义是公民利益和谐的制度保障。     

“小政府大社会”是根本错误的观念

正中国现在要破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是错的,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也不是"小政府",比如美国,已经被世界上公认为是"小政府",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工作实践,对社会组织发展建设提出对策如下:树立治理理念;深化管办分开;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分析——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到社会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其内涵是为社会行动确定"目标"和"依据"的"信念",包括"价值追求"和"价值律令"两种形式。现代社会大部分社会行动都是个体经过"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思考后的选择。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价值认同"、"利益奖惩"、"舆论压力"、"行动指南"四种力量,对个人物质利益的"价值信念"、以交换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律令"、等级观与特权意识等与之相悖的价值观进行批驳和抵制,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将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     

“活化”老问题与“深化”新问题──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例

正如何理解、阐释和评价恩格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是学界持续关切的一个"新问题"。作为"新问题",它不断地"活化"了老问题;作为"老问题",它又真切地"深化"了新问题。从"活化"老问题与"深化"新问题的视角去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于深入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一、用新问题"活化"老问题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述中,都是在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