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如何争取政策资源的——一个“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

政策下乡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村庄,虽然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特征,但在资源争取的结果和效率上却相去甚远,有的村庄甚至实现了从“缺资源”到资源“多”且“优”的转变。因此,观察村干部究竟是如何有效争取更多政策资源的,具有特殊意义。以河南省兰考县Z村为个案,尝试挖掘村庄争取政策资源的经验事实背后的“隐秘”维度,提炼出“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即以村治为主、以政绩为辅,确保争取政策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脱胎于国家干预主义、有助于激发村庄内生动能的制度性实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保护——“贵州理念”保护文化根脉

近几年来，学界对古村落保护的讨论很多，特别是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村庄文化的“沦陷”引起各方强烈关注，对传统村落的前途和命运甚感担忧，“卖掉了一个村庄的记忆”成为有识之士对商业入侵的无奈控诉。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振兴视域下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途径，而技术治理为“零污染村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通过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相互协作与共同应用来达到生态振兴目标。“零污染村庄”的自然技术治理逻辑体现为以清洁生产技术为起点、以污染预防技术为承接、以资源循环技术来发展、以垃圾处理技术为末端，进而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效益。“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治理逻辑则以组织技术、制度技术、教育技术、法律技术为主要内容，形成一个“主体—规则—知识—服务”的治理体系，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环境治理优势，未来需要构建以治理理念、治理场域、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治理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目标。     

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

村庄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涉及到两种类型的“气”，不同的“气”有不同的救济机制，一种是村民在交往过程中相互产生的“气”，它一般有时间上的置换和目标上的转移两种救济机制，另一种是因代际矛盾而产生的“气”，它通过村庄共同体的舆论等措施出气。而随着社会空前的巨变，村庄预期缩短、代际矛盾越来越突出，传统的救济机制难以应对越来越厚重的“气”，村庄中“气”的解决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老实人”群体与村庄的内在评价机制

乡村社会成员构成中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老实人”，“老实人”是当前中国村落里村内成员形成的一种特殊评价群体， “老实人”不仅因其诚实、憨厚，更因其在村庄内的特殊行为逻辑引起村民对之形成负面评价，所以有“死脑筋”“不会干事”“智力低下”等别称。“老实人”因其遵循着的逻辑所引起的负面评价除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原因之外，也有村庄内部自身的恶性评价机制扩张相互关联。市场所带来的个人功利理性和村庄内的原有的贬低“老实人”观念共同造成了村里“老实人”群体地位的下降。     

集体化时期基层社会的粮食管理——以冀北一个村庄为个案

在“以粮为纲”年代，粮食管理可谓村庄管理的重中之重。国家粮政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力约束着生产大队粮食的收支流转；村庄在遵章管理的同时，也存在“小账粮”“户换粮”的不间断运作、“大队粮”的灵活调剂。这些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立体鲜活的粮食管理情境，体现了国家粮政末端的运行实况。通过梳理还原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粮食管理脉络，可弥补现有基层粮政研究中的某些不足，还可对“工占农利”作出有别以往的计算和分析。     

发展话语与治理需求:农村社区的“富党”群体研究——基于皖北SZ村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皖北SZ村党员群体的调查分析,发现新一代的“富人”与“能人”逐渐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性话语和村庄治理的需求,富人成为无论在党组织内部,还是村庄社区都是公共活动和公共事物的参与主体,成为村庄治理中独特的“富党群体”现象.富党群体在满足村庄治理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自我的发展机会,依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在资源下乡时代,占据公共资源、垄断发展机会,实现他们自利性需求的同时也排斥了村庄的普通群体,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论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从闲话谈起

阎云翔与贺雪峰都讨论了村民间“串门子”减少与“七家不知八家事”等现象，但他们都是在空间转化这一形式角度来论述私人生活变迁与公共生活需求的，并没有深入到村庄社会生活的内容中去考察村庄社会交往。本文以村庄闲话为着眼点，在考察村庄闲话的含义与其变化的基础上，从形式与性质上探讨村庄的交往的变化，认为村座社会交往中公共性弱化与私人性增强。     

乡村社会“人情”机制与社会分层 ——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以往学术界大多关注“人情”机制建构人际关系的作用。浙东J村“人情”的经验材料考察说明，当“人情”费用高涨且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时，“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反而会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促使村庄中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交往的分层一致化。     

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读后

在《小村故事》中，朱晓阳利用人类学的地志学整体论进路，通过对小村地景的“彻底解释”，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秩序的深度发掘和对农民—国家关系的重新表述，使得“混融—差序性”模式有力地突破了长期在中国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支配—反抗”模型，进而使政治人类学具有成为显学的可能。“彻底解释”进路的前途在于其在村庄地景研究、农村社会研究、法学研究、法律方法等领域中的启发意义，而其不足在于其研究策略与中国整体性区域差异的内在张力。将具备可操作性的区域比较方法和能够对某一村庄进行“连根拔起”的彻底解释进路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更好地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的学术方向。     

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读后

在《小村故事》中，朱晓阳利用人类学的地志学整体论进路，通过对小村地景的“彻底解释”，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秩序的深度发掘和对农民—国家关系的重新表述，使得“混融—差序性”模式有力地突破了长期在中国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支配—反抗”模型，进而使政治人类学具有成为显学的可能。“彻底解释”进路的前途在于其在村庄地景研究、农村社会研究、法学研究、法律方法等领域中的启发意义，而其不足在于其研究策略与中国整体性区域差异的内在张力。将具备可操作性的区域比较方法和能够对某一村庄进行“连根拔起”的彻底解释进路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更好地彻底解释村庄里的“中国”的学术方向。     

大村庄体制构建的框架设计、理论依据与紧要任务

大村庄体制改革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可以根据实践探索确立以“村庄合并、支部合并、规划配套、干部配套、资源配套、服务配套”为主体内容的“两合并四配套”型大村庄体制构建模式。大村庄体制的构建不是一个盲目的实践过程，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同时要以结构功能论、市场风险控制论作为理论依据。当前着力构建大村庄体制的紧要任务是：大力推进合并村庄后的集中定居点建设，探索集中定居点社区化管理模式，培育村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感，搞好并村后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周边动态

云南:固定资产投资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全面免征农业税,继续执行粮食直补及良种、化肥和农具补贴政策。大幅增加“两免一补”经费、公用经费和危房改造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主要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设施条件;建设100万亩高稳产农田,新增4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培训100万进城务工人员,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0万人。江西:“三清三改”推进村庄整治推进村庄整治,“三清三改”(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作为村庄整治的主要内容,注重彰显农村的特色,注重保护山体、河流、水塘,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建设田园风光型的新农村。在村庄整治和建设中力求做到不推山、不填塘、不砍树,提升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在村庄整治中,坚持因地制宜,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把村庄整治的决策权交给群众。     

丹心一片寄春秋——记济南市历下区石河岭村党支部书记赵光祝

第十一届全运会期间，很多来到主场馆一一“东荷”、“西柳”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原本是个村庄，为了全运大局，村庄实现了整体搬迁。难能可贵的是，整个村庄的搬迁，工期没有耽搁一天，没有发生一起群众上访事件，真正实现了和谐搬迁，有力地支持了全运会筹办。这一切离不开这个村的当家人——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石河岭村党支部书记赵光祝。     

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记良乡公社常庄农民的理论学习

常庄是个少数民族(回族)集中的村庄,解放前,人们的生活景象是悲惨的:食不鲍肚,衣不遮体。那时候,这个村庄,没有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写个什么东西,都要到外村请“先生”。     

整治“都市里的村庄”势在必行

谭志民北京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形象和城市容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展现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采。但与此同时，城市局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被人们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的破旧、脏乱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聚焦“都市里的村庄”———反差强烈“都市里的村庄”是今年我市环境整治工作中提出的一个新词汇，它形象地反映了环境脏乱差地区的面貌，诠释了诸多反差，诸如城市新建筑与破旧房屋的反差，优美整洁与参差杂乱的反差，都市现代化景观与类似“村庄”面貌的反差，管理有序与疏于管理的反差等…     

新农村建设的再思考——从“农民主位”说起

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乡村不动”的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先前对“农民主位”的认识存在偏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村庄的经济属性，使村庄的经济发展外溢，同时也造成了村庄内村民年龄结构的断裂。基于此，新农村建设不仅要使乡村社会形成“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机制，建设秩序井然的乡村社区，而且要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此，眼下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必须舍弃模糊的农民主体定位，将农民的参与主体主要定位在妇女和老年人身上，应该以社会性、文化性项目建设为主，辅之以经济项目的开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北大核心

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载体。围绕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合对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探赜实现乡村振兴中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往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再生产情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发情感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和“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过程主要体现为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对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和“城归”的情感吸附;情感再生产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依托规则养成和参与深化促进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构成了相互联系、深入推进的整体过程,既从理论层面诠释了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在实践上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指引。     

“土围子”的是与非

今年4月26日媒体报道,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经过3个月的试点后,正式推出针对外来人口管理和城乡结合部整治的“村庄封闭化管理”措施,即在各自然村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此举俗称“封村制”,官名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在争议中,新华社的瞭望东方周刊于5月24日发表《大兴封村调查》,说“警方称封闭管理是村民共识”。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