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后果的实证分析

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法律行为与共同行为存在显著的区别,共同行为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为对表意人具有约束力．而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效力则主要体现为对第三人即公司管理层具有约束力。从股东大会的组成、决策的会议形式和股东大会决议必须采纳多数决规则来看,股东大会的决策事项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即只宜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而一般事项的决策宜由董事会承担。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后果的处理必须贯彻类型化的思考模式．不同种类的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后果不同。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股东大会决议难以起到其应有的保护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功能．因此．为强化对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有必要建立和健全股东大会提案审查制度。     

论资本多数决原则——对股东大会决议规则的反思

资本多数决原则是股份有限公司议事和决策的基本规则。资本多数决既是股东民主的要求,也是公司效率的需要。在公司运作过程中,资本多数决与少数股东保护之间有内在的冲突,成为控制股东损害少数股东利益的诱因。从制度设计上约束控制股东,维护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利益的平衡,是公平、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的体现。     

浅析资本多数决原则——对股东大会决策机制的反思

在股东"同质化"基础上衍生来的资本多数决原则虽然体现了一股一权的形式平等,但由于现实比理论假设复杂多样,导致了"多数资本的暴政",对小股东的保护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很多国家都在寻求平衡大小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出路。通过对资本多数决根源的追述和相关制度的分析,希望能对制度和实践都有所帮助。     

论立法多数决制--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立法中的多数决追求的是民主、效率和正当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取向仍需通过科学的操作规则予以体现和保障。我国立法表决制度及其实践均显现出多数决制的自身弊端。本文试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立法多数决进行剖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民主的回归：破除对多数决与代议制的迷信

民主意味着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它仅和“公意”有关。多数决原则是社会组织或者共同体一种决策手段，它与民主不具有必然联系。代议制赋予人民选择代表的自由，但人民并无法掌握国家权力，其结果是形成精英贵族而不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而不是迷信西方代议制。     

民主的回归:破除对多数决与代议制的迷信

民主意味着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它仅和"公意"有关。多数决原则是社会组织或者共同体一种决策手段,它与民主不具有必然联系。代议制赋予人民选择代表的自由,但人民并无法掌握国家权力,其结果是形成精英贵族而不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而不是迷信西方代议制。     

民主视域下的资本多数决异化根源研究

由于多数决这一民主表决机制自身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原则虽来源于对正义的诉求,却易被大股东所滥用,悖离实质正义,出现异化的结果.为此,应在坚持资本多数决的同时,通过制度安排来维护小股东的权益,减少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机会,以实现股东间关系的制衡.     

"资本多数决"与瑕疵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从计算法则的视角观察

"多数决原则"是团体行为的逻辑,公司法在遵循该原则时作出了修正,采"资本多数决"原则为了寻求股份平等与股东平等之间的平衡,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建立了以法定数为基础的资本多数决的计算规则 违反法定数的瑕疵股东大会决议,成为可撤销决议、决议不成立或者无效 我国公司法有关计算资本多数决的规则存在着不足,应予以修改     

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 ,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失效的制度设计。失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而在于这一模式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 ,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司法性宪法监督与“议会至上”、“多数民主”是可以调和的。宪法是法律 ,然后才是最高法律 ,宪法的法律性也意味着宪法可以而且应当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理念 ,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程序规范的严格遵守和主体评价两个方面。既不能以实体的正义作为参照去评判程序的正义 ,也不能以程序的正义作为基准去决定实体的正义 ,实质正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论宪法诉讼目的的多维性

宪法诉讼的目的是一国立宪主体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期待达到的效果.目的论是宪法诉讼法学中基础性与前提性的范畴,对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更富实践意义.宪法诉讼目的具有多维性:民主瑕疵之补救、程序正义之实现、基本人权之保障、失范权力之矫正、政治和谐之建构.上述目的最终归结于宪法诉讼的终极目的--宪治国家之建构.     

论民主与法治的分离与契合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现代宪法的主流价值追求 ,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成功地调和二者间的价值是一部宪法融入现实生活的关键。事实上 ,法治与民主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二者在“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现代民主与法治也存在契合的领域。现代民主是一种消极自由 ,法治则是公民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另外 ,民主虽对多数之治念念不忘 ,但却从未真正地主张过多数的权力是绝对和无限的 ,这为法治留下了作为的空间。     

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是由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和诉讼政策三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 ,结果责任主要由民事实体法预先静态地配置 ,反映实体法的价值目标 ;行为责任由民事诉讼法概括地规制 ,体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要求 ;而法官则在个案中审时度势 ,依法律的精神、公平正义的基本观念 ,对预置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出微调。     

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效率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在当代,刑事诉讼效率与程序正义现念的引入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目前的中国,首先要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诉讼效率,因为程序正义中包含着活力和效率,并详细探计了程序正义的各方面对诉讼效率的积极影响。     

论当庭宣判

当庭宣判对于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以及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定期宣判被普遍化而当庭宣判则成为例外的做法,这种现象弱化了法庭审判的功能,导致许多案件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被架空,加剧了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同时妨碍了社会公众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庭前和庭审阶段存在的问题使法官难以当庭宣判;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使法官不愿当庭宣判;错案追究制使法官不敢当庭宣判。要实现当庭宣判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论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法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稳定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法治内部的整体性和外部联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内在联系及我国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法制国家的艰巨性。探讨了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关于完善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论表决权信托——以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背景展开的研究

公司控制权的存在,使控制股东可获得大于其股权比例的收益,转移、减少其相应的风险,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表决权是争夺控制权的基本工具,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往往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控制权争夺中其表决权的作用不能充分实现,其利益容易受到损害。表决权信托通过对表决权的重新安排,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机制。     

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基于多数表决,就有关公司合并、分立、重大资产出售、换股计划、公司章程修改等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异议的少数股东拥有要求公司对其所持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公平价格予以购买的权利。从基础理论、具体内容方面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目前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对存在弊端的检讨,在分析我国构建回购请求权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具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