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与七七事变

近代以来,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为代表的日本理论界逐步完善军国主义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在历次侵略扩张中不断对其"丰富、细化、升级",成为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政策。可以说,七七事变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付诸实施的必然结果之一,也是该政策"宏图构划"中的既定步骤。     

抗日救国一条心--范长江与张学良的诗交

1931年9月18日深夜,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陈独秀的命运与斯大林的“喘息”政策

正陈独秀一生的跌宕起伏及其最后入狱,其实源自斯大林秘密运作的"喘息"政策。"喘息"政策的历史背景陈独秀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苏联推行"喘息"政策之时。(一)"远东的总政策"1918年3月,苏联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5月5日,列宁就把日本的威胁与德国相提并论:"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此后,列宁又多次提到日本可能的侵略,     

经济学视角下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思考与启示

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经济学视角下,可以从资源稀缺约束下的岛国心态、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性被忽视和抑制人口的双刃剑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对之进行解析。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理性认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并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以及开源节流破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是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     

阿城地区日本开拓团始末

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通过一系列对华战争,强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扶植伪满洲国,并制定了"日本满蒙开拓团"移民政策。这项政策是对中国东北破坏力最强、最恶毒的侵略政策,妄图把中国东北永久占领,地处哈尔滨东部的阿城地区亦是开拓团掠夺的重灾区。本文通过对有关阿城地区日本开拓团的史料和日文资料进行研究,勾勒出了阿城地区日本开拓团的由来和最后归宿。     

“济南惨案”前后的中日关系

本文主要阐述"济南惨案"发生前后,日本方面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出兵强占中国山东,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则采取较为软弱的对日政策,导致了中方在"济南惨案"上的交涉处于下风.除此之外,还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继续履行不平等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态度为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祸端,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后所推行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的开端.     

日本要“试招”中国?

被认为"外交风格强悍"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0月16日厉声警告日本自卫队"忘战必危",他声称针对的是"中国海洋活动"以及朝鲜的动向不明。这句经常被军人引用的中国古代名言,却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政府首脑嘴里蹦了出来。与此对应的是,日本战机在东海加紧警戒中国,"高姿态向中国示威";日本外交官加紧在中国周边活动,结交"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战略合作伙伴",而中国在日本新外交中已经被定位为"主张的     

试论1933-1937年苏联"联华防日"政策的微妙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造成苏联远东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苏联开始实施"联华防日"的对华政策,在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的同时,又对日本奉行中立、"不干涉"的政策.从1933年起,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崛起,法西斯侵略战争在欧、亚洲的不断扩大,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其"联华防日"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本文拟对这种对华政策的变化,略加探讨.     

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开展的美术宣传战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蒙蔽和奴化中国人民,分化、腐蚀、麻醉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破坏中国的抗日活动,实现其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十分重视包括美术在内的宣传手段。他们宣称:宣传是实行各种战争的手段之一,尤其在思想战上,宣传是最重要的手段。"忽视宣传工作,就难以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美术宣传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艺术工具。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民众散发了大量的宣传画。     

日本侵华期间的“株式会社”

正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以战养战"政策,便在占领区建立各式各样的"株式会社"。他们把主要的工矿、交通运输业划为"统制事业",由专门成立的"国策会社"独占,未划入"统制事业"的称"自由事业",允许日本人私人经营。"株式会社"名为企业,实为披着企业经营外衣以暴力为后盾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     

坚持“两个区分”——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制定对日政策的一条重要方针

坚持"两个区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对日政策的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其中心思想是区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大多数日本人民,根本目的是争取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这一方针形成、发展于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对团结和争取日本人民共同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方针被广泛应用于推动中日民间外交和解决日侨归国、战犯处理、战争赔偿等问题的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两个区分"方针在今天并不过时,对我们处理对日关系、制定对日政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日军强掳北平劳工述论

中国沦陷区作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最大占领区,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重灾区"。据初步调查、研究和考证,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     

听党指挥系列讲座连载之五：人民军队遵循中央决策共赴国难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间岛”往事(上)

正日本侵略者欲壑难填,机关算尽,最终哀叹"中国尚有人,不可欺也";我民族英雄跋山涉水,义正辞严,促成清末唯一保住领土的条约签订。侵略者所觊觎的,绝不仅是图们江中那块2000余亩的滩地;爱国者所捍卫的,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忠诚与野心短兵相接,智慧与伎俩针锋相对……"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共同回顾——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了大量特权,并将朝鲜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虽然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铁蹄已经踏上了图们江以南的东亚大陆,但     

爱国青年“读书会”──抗日轶事

11938年,伪满洲国经济部在长春南岭开办了一所"财务要员养成所"。中学毕业生考取之后,经过一年半学习,即可分配到东北各大城市之税务、海关和财政部门,充任下级科员。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监"为日本人法西斯分子松下。学员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上。学习上,这两部分学员差别很大。日本学员吃的是大米、鱼肉,中国学员吃的高粱米、咸菜。津贴费,日本学员要比中国学员高出好几倍。日本学员常常侮辱中国学员。爱国的中国学生不甘遭受欺凌与奴役,一股抗日反满的地火开始酝酿点燃。1939年6月,第2期学员陈树满、李金山首先联络同学…     

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中的“情结”分析——兼论“钓鱼台”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与日本之间建立了正式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国内形成了"台湾帮",出现了严重的"台湾情节"。与此同时,台湾也出现"日本情结",即便在日台当局正式断交后,二者仍藕断丝连,日本因素对于台湾当局政策变化及走向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正是从这个纠结出发,通过一些重要的结点来分析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特殊性,有助于研读两者间关系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对华北事变的研判和及时应对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是一次重大事变。日本借口天津日租界发生汉奸卖国贼《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并兼任"满洲国中央通信社"记者自逾桓被杀事件和所谓热河义勇军孙永勤进入遵化"非战区"、得到遵化县长接济的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从华北撤走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这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中共认为,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妄图吞并中国的形势下,华北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尽管国民党政府封锁了中日交涉情况,但是中共清楚地发现了日本的步步紧逼。1935年7月6日《何梅协定》出笼后,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中获悉了实质内容。中共认识到,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形势下,华北事变必然发生,《何梅协定》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基于这一形势,中共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号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前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旗帜

正众所周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于1931年11月7日。但却少有人知道,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后,中共中央被迫提前打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面旗帜。即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表明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     

政策里面找“黄金”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明令规定不能从国外进口小轿车。日本人研究了这一政策后,发现了一个隐含的信息,于是将小轿车做了小小的改动,在后面加了个小不点的货厢——其实就是把后备箱打开,前面和小轿车完全一样。结     

社会服务抑或政策倡导——中美语境下的“慈善”内涵比较

美国慈善经历了由Charity向Philanthropy的转变,这使得美国"慈善"内涵不仅包括"社会服务",还包括"政策倡导"。以美国"慈善"为衬托,中国"慈善"没有经历类似转变,其内涵一直以"社会服务"为主,"政策倡导"较少。就这一维度,中国语境下的"慈善"内涵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慈善研究应当首先对本土语境下的"慈善"内涵做出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