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博高绩效实施何以实现——基于注意力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当前,政务微博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着舆论格局、社会治理结构,并成为区域影响力的重要元素。面对不同地区资源要素分布不均的情况,地方政府何以在有限的注意力下合理配置资源以促进政务微博发展、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是学界亟待回应的关键问题。为合理阐释各省政务微博实施绩效的生成逻辑,构建注意力基础观分析框架,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务微博的高绩效实施呈现条件协同、多重并发等特征,其生成逻辑可分为注意力驱动型、组织资源驱动型及经验-竞争驱动型三种模式,并体现出能动性与助推力两种生成机制在其中的渐进性分配与混合作用。与以往强技术性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不同,充沛的财政资源并非推进政务微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因素,政府注意力和信息化水平是决定政务微博治理绩效的关键。然而,高强度的注意力虽可在短期内为资源欠发达地区的政务微博发展提供动力,但仍需警惕数字悬浮、技术治理锦标赛等负面结果产生。政务微博最终实施效果仍有赖于构建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增强公众媒介素养为手段的长期发展布局。     

技术赋能、制度形塑与数字政府绩效生成——基于31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数字政府绩效背后的生成逻辑有利于更好理解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规律,为实现整体协同、公平普惠的发展目标提供靶向。文章在借鉴技术执行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政府绩效生成的“主体—路径—绩效”框架,指出技术赋能和制度形塑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其绩效生成的前因条件。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数据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没有单一条件能必然带来数字政府高绩效,但夯实数字政府平台基础和提高技术能力发挥着更为普适的作用;现阶段政府数字化转型存在多条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包括“领导-技术”驱动型、“财政-技术”驱动型、领导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四种类型。研究启示提高数字政府绩效不仅需要实现技术赋能和制度形塑的有效协同,也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数字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策略研究——以广州“一窗式”集成服务改革为例

完善的政务服务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关键。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地方政府积极创新政务服务模式,如广州推行"一窗式"集成服务改革,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优化了营商环境。但在网上政务服务供给能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制约地方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因素,需要从顶层设计、优化服务、深化数据应用、健全制度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策略。     

政府能力、社会组织与地方养老服务差异——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与老年抚养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化率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比较来看,社会组织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贡献很小,城镇化率是影响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变量。考虑到我国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城乡二元的规划要求,政府因素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因素同时体现在政府财政能力上,人均财政支出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财政自主性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不显著相关。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应加大政府养老服务投入,优化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培育、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为市场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财政困境及其排解

政府职能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这三大财政“瓶颈”成为制约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以此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建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基于内蒙古自治区D旗的质性研究

营商环境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内容和地方政府治理竞争的新场域,然而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建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尚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梳理。本文聚焦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建设实际情境,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D旗42份企业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构建了包含"意识—情境—行动"三个维度的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建设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供给是影响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变量,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则分别从主观制约和客观制约的角度为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前置性条件。进一步改善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务营商环境,关键着力点在于降低"机会主义"带来的寻租成本、博弈成本及其他非必要制度性交易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改善欠发达地区县域政务营商环境、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制度完善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决定了其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是否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现状来看,还存在供给总量少、质量低下,分配不均等化的问题,这与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存信息收集制度、服务生产制度、财政制度、公共绩效评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通过分析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制度因素,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路径选择,这对于提升我国地方政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境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对广东的启示

数字政府建设是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号召的具体行动,旨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实证调查和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广东数字政府建设在取得许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的不足,而境内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恰恰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经验,并带给广东数字政府建设重要启示: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组织保障,夯实数据开放共享基础,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法制工作,健全政企合建方式.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统一实人认证体系在网上政务服务的应用实践

网上政务服务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快捷、高效及个性化政务服务的工具,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务效率和透明度的支撑手段。按照国务院加快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总体部署,政府各职能部门纷纷将各自服务人民群众的相关业务迁至互联网上,给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带来便利。但在开放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整体架构下,如何精准、安全地做好人民群众的个性化服务及隐私保护是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政务服务整体架构下构建网上统一实人认证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信息资源共享率,提升网上政务服务精准性和安全性,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土地财政的治理从深化分税制改革、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革土地财政形成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预算监管等方面入手。     

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改革的兴起、审视及优化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科技创新驱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政府治理中的政务服务相对滞后,甚至酿成"迟滞危机"。化解这一危机是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家将政务服务体系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畴来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应运而生。随着信息科技创新驱动,需要更加重视"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改革(GSR)"这一基本议题,从整合重构、集成协同、改进再造等维度刻画改革的基本模式及其操作化机制,以"理念-驱动-制度"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这有助于增强改革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提升国家政务服务水平,增进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     

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规模。本文以安徽省地方政府为分析对象，选取1990年-2011年数据，利用计量经济的模型，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影响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和城市化都对其有显著影响。欲优化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应在城市化进程中重视收入分配的均衡，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适时调整财政分权结构，并深化以培育非政府组织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及其破解

政务数据共享是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路径,其逻辑在于政务数据共享具有推进整体型政府、高效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三重核心功能。当前,政务数据的权属不明、政务数据共享范围规定原则化致使数据共享范围不明、政务数据共享对个人信息权益保障回应稍显不足等基础性问题制约着政务数据共享核心功能的实现。为推进政务数据共享高效进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数据来源主体为标准明确政务数据权属、以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为切入点明确政务数据共享范围、以建构平衡个人信息安全和政务数据共享效率机制为切入点平衡政务数据共享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省级政府机关实行政务公开制度的对策研究

对策之三 :建立科学的符合省级政府机关实际的政务公开运行机制省级政府机关推行政务公开 ,必须从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机制入手 ,以科学的机制促进政务公开向广度、深度拓展 ,保障政务公开健康、有效地运行。(一 )完善制约机制 ,确保政务公开的内容真实可信。衡量政府机关在政务公开工作中是真心实意 ,还是迫于形势装潢门面 ,摆花架子 ,搞形式主义 ,关键是看其公开的内容是否完整、规范 ,公开的办事结果是否真实可信。当前一些地方的政府机关政务公开很不规范 ,随意性较大 ,公开哪些事项、公开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关的程序、时限、收费标准等往往…     

地方政策移植的类别辨析:以政策目标驱动为视角

政策移植是作为政治企业家的地方政府在理性的利益追求中通过知识增量而形成新的共约性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由此对政策主体目的与驱动的考察就成为理解政策移植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政策主体开展政策移植的目标和驱动力的不同,可将地方政策移植分为政绩驱动型与辖区利益导向型两种。不同类别的政策移植在关注的政策内容、政策移植的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政绩驱动型政策移植更多地关注对物力资源的竞取手段;地方政府在辖区利益导向下将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等政策亦纳入政策移植视野。另外,上述划分不能与多罗维茨和马什划分的自愿性与强制性政策移植一一对应,而更多是处于连续的中间地带。     

移动政务关键成功因素研究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日益成熟,提供基于移动通信平台的移动政务服务成为提高政府服务与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移动政务系统的关键成功因素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关键问题.本文总结了移动政务的整体框架.提出了移动政务系统的四大关键成功因素:成熟的通讯技术应用水平、合适的移动政务应用服务、市民的信任和参与、系统的双向互动能力.并通过对广州市成功的移动政务案例对这四个关键成功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敏捷致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实践为例

智能技术的运用是政务服务转型的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如何顺势而为,实现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转型？既有研究认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受技术赋能和权力配置双重驱动,并揭示了转型中的潜在风险,但尚未明确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可行路径,亟待理论层面破题。相较于传统治理范式,敏捷治理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构建了理论进路。基于此,本文从理念转型、治理情境、治理结构、治理流程和治理工具五个维度发展了敏捷治理框架,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为案例,从四个方面提炼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是价值引领,即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思维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全过程。二是组织调试,即政府应构建具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运用多样化技术工具主动拥抱风险。三是流程再造,即打造需求导向的、极简化和弹性化的智能化政务服务流程。四是关系重塑,即以智能技术运用为契机实现部门协作、社会协同。本文丰富了政务服务转型议题的研究视角,检验了发轫于西方的敏捷治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适用性,并为实务改革提供参考。     

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多项目实践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主体-客体"分析视角出发,构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新项目三个维度的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采用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因素及路径模式。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是多种因素的交叠效应;项目影响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基础性条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影响不显著;稳定存续型、内生动力持久型、阶段性目标主导型和治理效果不佳型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主要路径模式。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主要目的、基本形态和实现路径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是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有力支撑。具体来说，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在主要目的层面，是为了促进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并进一步实现政务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由此确立了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一系列形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技术创新与公民需求，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服务的专业性，实现数据治理的协同效应。为此，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应采取以下实现路径，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整体性和规范性，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公共价值的耦合和内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