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现实价值及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为我们解决新时代民族问题、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启迪。以"共同体"的相关阐述为视角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能够进一步认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理论基质,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现实的巨大实践价值,创新了以发展共享构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责任共担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情感共鸣创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建铸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智慧新方案,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把"真正共同体"描绘为摆脱了劳动异化和利益冲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共同体、国家虚假共同体的扬弃与超越,其形成基础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物质利益的所谓普世伦理或准宗教信仰,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断定:拥有共同利益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核心纽带;调控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是虚假共同体的出场语境;消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是"真正共同体"的实现路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进路。     

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初探

东盟共同体建设2003年后驶入快车道,如今东盟经济共同体初现雏形,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也在抓紧建设。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既有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有这些方面的消极影响。中国可采取对策,削弱乃至消除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消极影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价值和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间层面的具有平等性、共赢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人类集体组织。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中国面对世界性问题所做出的"中国诊断"和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走向共同发展、和平安全和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现,需要坚持分步实现、平等互助、尊重差异、绿色发展和兼容并蓄的原则。     

人民政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及独特优势

政治共同体是共同体的集中表现,也是建设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共同价值观是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从性质定位、历史渊源、工作职能和组织构成来看,人民政协具有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使命和价值规定,充分证明人民政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发挥多个方面的力量,而人民政协在政治共同体的建设上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主体优势和职能优势,是凝聚共识、汇聚人心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党建引领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路径

面对日益激增的突发公共风险，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支撑。然而，组织体系的紊乱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与价值取向的抵牾化抑制了农村突发公共风险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通过党组织建设引领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党组织能够以高度组织覆盖、统筹协调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增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组织韧性、利益韧性与价值韧性，强化应急状态下的农村韧性治理能力。为此，党组织应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塑造坚实的组织根基。同时，党组织亦需要构筑标准化的韧性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韧性文化建设、创新农村韧性治理工具等，确保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效。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关键问题与科学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智能融合是提升新时代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政治信仰、共同体共同价值的重要向度，也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和提升民族工作成效的工作重点。同时，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深度融合也引发了共同体意识建设过程中的内部互动场域、对外传播场域、技术媒介场域、伦理技术场域及共同体情感场域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信息茧房”“木桶短板”“尖叫效应”“过滤气泡”及主体边界等问题。针对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智能融合问题，未来应从人本主义和技术规制的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发展路径，强化对数据使用的权力规制，回归主体性地位，强化主流思想引领，增强共同体成员互动，优化人工智能技术。     

新时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之维

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现代国家政治与社会不断互动、演化的复合产物。边疆地区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回归到边疆地区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的转型、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塑造了边疆社会政治生活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超拔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抽象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融入边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恋。党和国家要积极寻求将国家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根植于边疆社会个体生活的国家信仰与价值诉求、推动边疆社会振兴发展以增进个体对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信。     

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理由的历史逻辑

生命是共同体存在和治理的底线理由。每一个人的生命存续和繁荣,既是人类构成共同体的历史动力,也是共同体治理的原初理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中一切生命主体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索取和创造的平衡中维持人类与自然界共在的条件。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个体又与他人的生命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互为健康发展的条件,但是在过去一切基于私人占有和私人利益的共同体形态中,生命的价值并不能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提供了重构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道路的方案。始终面向人与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在当代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向人类展示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统一的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承与创新: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革命外交、经济外交、和谐世界外交到命运共同体外交等不同时期,这一过程同时也显示了从道义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区域发展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铺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旗帜、新任务和新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前几任领导人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延续,更是新一代领导人奋发有为的开拓与创新:开启了大国外交新时代,开垦了全域外交新空间,开发了主场外交新形式,开辟了“一带一路”外交新平台,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跨越性升华,彰显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乡村治理视域下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探讨

村选举与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促进农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凸显出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部地区J省若干村选举的个案考察,认为村级选举中表现出两种障碍性因素值得关注:一是内在的投票惯性心理促发的村民理性投票的实践困难;二是外在的体制惰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阻碍了村庄精英的正常循环,从而使得村级选举缺乏必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当前应该从民主政治理念的引导、民主政治实践的规范化与公开化、农村公共领域的培育等几个方面,着力促进村级选举和农村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格局、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等方面存在逻辑关联。因此,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切入点,倡导建构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民利益诉求与新农村社区建设

农民利益诉求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多维目标,农民利益诉求的内容、质量、渠道、方式和方法是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动力,新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民利益诉求的场域、组织载体、时空载体、制度载体和文化载体,农民利益诉求和新农村社区建设存在互动互促与同质同向的逻辑关系.新农村社区民主建设实现政治利益诉求的保障力、社区经济建设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源动力、社区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利益诉求的整合力.     

文化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若干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逻辑、立场与样态,与文化实现着深度融通。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多重维度构建,实现向"自由个性"的进阶,铸牢人类共同价值;文化的出场与在场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之中,是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判断、人类普遍交往的新纽带、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征程;文化的扬弃与超越确定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从对抗排斥迈向合作共赢,从资本支配转向人本价值,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文化的发展延伸,刻画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样态,呈现共创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践样态、共筑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样态、共享开放包容世界的实现样态。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特质、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新理念、新话语、新方案、新智慧、新范式。更为重要的是把它升华和转化为思维方式,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简称"共同体思维")。既然在冷战中能够形成冷战思维,那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往实践中也必会生成"共同体思维"。"共同体思维"是"如何看待世界和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的国际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践行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实现共赢共享价值目标的实践理性思维;是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思维的批判与超越;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摒弃的健全合理的实践理性思维。"共同体思维"的普遍性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决定于它在认识上的科学性、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义性、认同上的广泛性。"共同体思维"的塑造形成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是辩证统一、互相强化的过程,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而又广泛深入的实践中必然被内在化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新思维。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初探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面临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安全、外交、互联网治理领域针对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要求。本文探讨了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活水源头及其时代意义,得出了其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客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