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的现代性比较研究--对豫北一个村落的调查

本文采用英格尔斯的OM-3量表,对豫北一个流动性比较小的村落中流动性与非流动性农民的现代性的研究,发现流动与非流动农民的现代性呈现无差化状态.而城市体验的缺位、流动的同质性及所进入行业的低现代性是造成"无差化"的主要原因.     

资源分配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差异

财政资源分配构成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挑战。东部农村作为大城市经济带的一部分,可能面临内生资源密集引发相关主体的博弈、影响村庄自治等问题。财政资源分配可为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社会、重构内生资源分配的规则和乡村治理秩序提供资源基础。中西部农村因资源外流,面临内生资源稀缺、利益关联弱化和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及选举观察,分析了免除农业税后乡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作者发现,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特点,免除农业税之后,乡村精英结构及权力结构正处于激烈的重组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留守精英”与“回流精英”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对乡村权力结构及治理状况有深刻的影响。     

村组合并后的村庄治理--苏北Y村个案研究

村组合并是很多地方已经或正在或将要推行的一项农村社会改革,这项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文化,但对村庄治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苏北农村的村组合并已经实行近三年时间了,三年时间足以将这项改革的利弊得失都暴露出来,因而从细致的村庄个案调查出发,对这些利弊及其原因进行系统总结是可行的,且有助于我们对这项改革的评价.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没有贫困的治理与克服治理的贫困——再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后,没有极端贫困的治理和克服“治理的贫困”,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命题,规定和影响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全面脱贫使得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变成为可能。然而,物质生活的脱贫并不必然生成文化上的富有与小康。克服治理的贫困,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文明性变革的重要主题。统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安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性变革,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将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性价值取向。     

“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从"性压抑"问题看当前我国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动--实现农村人口流动的"个体模式"向"家庭模式"的转变

当前,我国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正出现越来越多的由"个体模式"向"家庭 模式"的转变,这对于缓解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性压抑问题,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维护家庭的幸福稳定,促进子女健康成长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怎样为这种转变 提供政策性的支持和制度性的保障,促使农村人口流动模式向"家庭模式"的顺利 转变,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Village Election and Governance: do villagers care?

Village elec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ave been regularly conduc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views have been expressed and written on village elections. How does one evaluate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require conformity to international election principles, rules, and procedur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minimum procedural criterion to assess if village elections have followed internationally-accepted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e also measure the meaningfulness of village elections b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lections on village 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life. We find that elec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proscribed rules and procedures and are generally free and fair, and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convergence of views of villagers and cadres who see that elections are meaningful in producing positive changes in village governance and life. The data also confirm that elected villagers' committees are still in the long shadow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Party branches.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瑶长制与瑶族乡村治理——以平地瑶为例

历史上平地瑶地区拥有较为完备的民间行政组织——瑶长制,他是维护平地瑶社会秩序常态运转的重要保证。进入当代后,平地瑶的瑶长制经过改造后已逐步成为国家在瑶族乡村治理的有益补充,但应改良其与国家基层政权相冲突的一面,以推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湖北省乡镇匹配问题研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机遇下,深入探讨农村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问题极为重要。基层政权组织不仅担负着大量的行政任务,而且担负着大量的社会职能,乡镇政府的事权有所扩大,但财权却被收紧,湖北省各乡镇出现了财权与事权匹配上的矛盾。本文在探讨导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乡镇财权与事权匹配的可行性路径,即深入把握公共财政的理念,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将政府的行为列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同时,建立财政收支的制衡与监督机制,从制度上完善政府事权的行使。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执政能力与执政诚信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党面临着的一个紧迫课题,要切实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就必须充分认识执政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执政诚信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评估的重要尺度;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的指南针;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剂。加强执政诚信建设就必须清除认识障碍、厌德障碍、利益障碍、思维障碍、自省障碍和上梁障碍等六大障碍。     

Village Rul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Standing Committee is now reviewing the success of a 10-year-old village management law that allows locals to organize their own government.     

论新中国以来村级治理主体演变的三个阶段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透过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土地制度与国家政策以及现实当中的各种问题对村治主体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制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