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正当性辨析

"群体性事件"概念由于不能内含当前社会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的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把集体行动视为是公民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生存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可以将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涵摄在内,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冲突的本质。从法律冲突、法律效力、权利的性质以及人的自我发展等方面对集体行动进行分析,说明社会转型期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正当性依据。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学问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历过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高发的年代。多年来,这些国家逐渐摸索出应对、处置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一般原则和策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说,从微观情景看,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要点在于:在介乎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的尺寸。大致说来,有如下这些原则:亲临现场。地方负责人应以身作则,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公开声言,表示出有     

“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

发生于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相对于此前的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等,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     

跨流域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探讨——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切入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本保持很好的河流被人为污染,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地不便。一方面源自企业自利动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丁公地悲剧的现象,从侧面上反映出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这一现象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就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区域发展环境。     

从“乌坎事件”透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

农村群体性事件指那些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由农民组织参与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的事件。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解读,从民众和政府两个角度揭示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最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对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的一些思考。     

“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记者: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为什么要这样分类?于建嵘:将群体性事件大致划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     

关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概念的争论与探讨

关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概念,目前存在较多争议。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反恐怖主义法》等的规定,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由人为因素引发、社会影响严重、需要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迅速处置的突发事件,一般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外突发事件、民族宗教突发事件以及其他社会影响严重的突发公共事件,但不宜涵盖经济安全事件和(重大)刑事案件。     

北京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在北京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治策略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燃烧物质"、社会"助燃剂"和社会"点火温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减少社会燃烧物质、增加网络灭火剂、降低点火温度等措施进行综合防范治理。     

“维稳”视野下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仔细分析所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在根本上都是由于对“利益”处置不均、不公、不科学引起,因此,为了有效“维稳”,根本着眼点是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利益协调机制,根本要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应强化民主化、法治化观念,应做到统筹兼顾,应坚持适度的利益差距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相统一.据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构建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利益约束引导机制.     

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搭便车”困境是理性选择的后果,因此也必须用理性主义的方式予以解决,其解决方案包括缩小参与规模、扩大不对称收益、突出物质激励、引入强制参与措施,等等。这些方案虽然能够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的绩效,但却难以有效契合公共事务的公共性特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能够有效弥补上述不足,创造出一系列“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包括有效性逻辑、广泛性逻辑、公正性逻辑、责任性逻辑和主体性逻辑,这些逻辑既能推动有效治理,又能体现民主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也面临着一些内在挑战,包括内部治理有效但外部治理失灵的问题、广泛性逻辑对科学治理的挑战、公正性逻辑对精英参与的削弱风险、责任性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张力、主体性逻辑对一致性的冲击。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强化党的组织引领,将公众赋权与公众增能相结合,将精英控制与精英动员相结合,培育协商精神,加强共同体建设。     

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如何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中国网络舆情空前活跃。人们通过网站、论坛、博客、QQ、MSN等空间积极参与对政治时局、政府管理、社会民生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利用网络虚拟性、隐蔽性、扩散性、渗透性和互动性等特点，畅所欲言，对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社会不公等现象群起而攻之。网上群体性事件随之出现并迅速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

主要探讨了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政府兜底"现象的内涵、路径与逻辑。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府作为第三方对社会冲突各方进行调解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补偿,是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常见现象。研究发现,冲突各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通过不断"闹大"将社会冲突转变为政府要立马解决的政治事件是政府兜底的前提,而"兜底"则是在现有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总体约束下,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及其主要官员作出的理性选择。尽管"政府兜底"在短时期内使社会冲突得以化解、社会秩序重新恢复,保障了农民的某些权益,但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政府应在社会冲突管理中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社会冲突,提高社会冲突管理的制度化水平,避免丧失原则和底线的随意兜底。     

疏解中国“社会张力”的关键在反腐

近两年，中国的民间群体性事件，包括暴力对抗事件，有逐年增加之势，抗议对象的层级也有渐渐上升的迹象。无可否认，胡、温两位领袖在大部分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网民以“胡哥”和“人民的总理”呼之；但是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执法人员的权威却在显著减退，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民众对他们甚至怀有恨意。     

“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演化逻辑下的应急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类危机此起彼伏：国际上,从2001年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到2010年海地大地震、智利矿难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国内,2003年的SARS、2006年的禽流感爆发、2008年的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以及不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等,已经成为国内外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中国正行驶在现代化的快速道上,公共危机事件也频频发生,因此,加强对应急管理的研究,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意义重大.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对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成因、特点,研究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