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演变之我见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史学界一般划分为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其时间划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6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前为抗日反蒋阶段;从1936年“五五通电”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为逼蒋抗日阶段;从西安事变至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联蒋抗日阶段。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中共制定和执行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这次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事变突起,中共曾一度主张“审蒋”、“除蒋”,使党早前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出现了反复和动摇。经过对客观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共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于是,中共提出了有条件释蒋的主张。共产国际12月16日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略论“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制定

“逼蒋抗日”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策略方针。由于我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这一策略方针,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深入研究这一策略方针的制定及其经验,对统一祖国的大业,仍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一党的“逼蒋抗日”策略方针是从“反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过来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由于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的总的路线和策略是错误的,不可能提出“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国内力量一致抗日而发动的。当时共产国际并不同意中共反蒋,而是认为不应该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中共中央从审蒋、除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的双重影响下,最终采取联蒋共同抗日的方针,共同对抗外来侵略。     

浅谈西安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介石“剿共”政策不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反应不一。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

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是当时“逼蒋抗日”全局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张学良决定发动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听党指挥系列讲座连载之五：人民军队遵循中央决策共赴国难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张学良的"赤诚之心"与蒋介石的"领袖人格"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蒋介石基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于是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表面看,张学良从接替他父亲张作霖的帅印以来,从"拥蒋易帜"到"逼蒋抗日"到"送蒋回京",处处都体现了其对蒋的"赤诚之心"。尽管在"逼蒋抗日"中的那份"赤诚之心"蒋难以接受,但以事件本身来看,张学良还是要拥蒋成为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领袖"的,但实际上,张学良对"领袖"的"非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改变"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理会.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在谈判桌上则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他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使下建立的,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成败的重大意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依次递进的三个形成阶段。然而,它的制定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杨虎城一家的坎坷命运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与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杨二人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逼蒋抗日,使西安事变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杨虎城将军能够成为中国共产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

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直接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中共对蒋方针在统战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三次重要转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初又短暂转向"除蒋抗日",继而再转为"联蒋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自身也大有创见。他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我党几个策略口号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提出到正式形成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党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改变了党的策略口号,即从“抗日反将”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直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本文就几个策略口号变化过程简述以后。     

我党与张学良的几次重要会谈

我党与张学良的几次重要会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自“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政治思想的转变有其复杂性。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处境，“不抵抗将军”的心灵重负，“剿共”失利的军事原...     

红军解放盐池城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表示红军愿与一切进攻     

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等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内部分反蒋势力和在野党派,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简称“闽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对于这次事变,中共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个错误从思想理论上到组织上同共产国际都有密切联系。而迄今为止的党史教材及有关史书论及此事时,对共产国际所起的错误作用仍很少提及,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它“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阐述党在提出、贯彻、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各个历史环节中,民主党派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借以阐明民主党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中共何时提出"反蒋抗日"?

“反蒋抗日”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针。就其起始 ,一般多说起于九一八事变 ,认为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即提出“反蒋抗日”或“抗日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1。事实上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是“打倒各派国民党”,“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共已提出和实施“反蒋抗日”呢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一、“反蒋抗日”和“下层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在 9月 2 0日、2 2日、3 0日相继发布了 4份重要文件 2 。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等口号 ,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