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它“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阐述党在提出、贯彻、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各个历史环节中,民主党派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借以阐明民主党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试论“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这是我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及时的战略决策。它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风格。     

略论“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制定

“逼蒋抗日”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策略方针。由于我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这一策略方针,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深入研究这一策略方针的制定及其经验,对统一祖国的大业,仍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一党的“逼蒋抗日”策略方针是从“反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过来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由于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的总的路线和策略是错误的,不可能提出“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

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联蒋抗日”方针问题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可是,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     

周恩来“劝蒋”“逼蒋”抗日的八封信

正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八次致信蒋介石。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这八封信以及蒋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这是周恩来运用书信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从中也能感受到蒋介石被劝被逼而"应战"的态度。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抗日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爆发的“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动的产物;它作为国民党内民主进步势力的抗日反蒋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发动的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事变。它在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却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情况下,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浅议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认为中共中央对蒋政策转变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对蒋政策转变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抗日反蒋——联蒋抗日的探索——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后,“联蒋抗日”的由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便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等被扣留，电称“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接电后，当即便复电张学良，“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蒋介石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死于蒋介石之手；并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红军抗损大半。直至西安事变前，在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计划向前推进一大步的危急关头，他仍强令张学良、杨虎城车部“剿共”，并将摘系部队约对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为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全国抗日青年的统一组织,进行了协商、谈判。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统一了党内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方针。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共产党会钻进三青团搞团中团,因此,绝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三青团。尽管共产党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错误立场,致使全国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苏联史学界曾一再对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进行指责,说这次会议的决议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精神,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使下建立的,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成败的重大意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依次递进的三个形成阶段。然而,它的制定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安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对蒋方针

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发生时,毛泽东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中共中央负责人"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张闻天为"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辞不够坚强"而"发生了争执"。朱德则"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于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层在西安事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对蒋方针述略

<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发生时,毛泽东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中共中央负责人"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张闻天为"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辞不够坚强"而"发生了争执"。朱德则"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于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层在     

红军长征与两广事变

1936年夏,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这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长征抵达川、康地区,准备继续北上,与第一方面军共同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但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胡宗南、薛岳、王均、毛炳文、杨森、刘湘、刘文辉、鲁大昌等部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阻止红军北上抗日,企图围歼红军于雪山草地地区。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的分裂,两广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陈诚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

从《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看,陈诚在解决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既坚决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又对两广军阀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从而化解了中央军与两广军阀的矛盾;他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西北用兵,达成了中央军进驻西安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切合实际地形成灵活的外交战略,取得预期的成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不仅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与西方国家有着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且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作为其上级指导机关的共产国际还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形成一套切合抗战实际的新的外交战略,中共在外交观念和政策策略方面曾经经历过一段复杂的转变过程。     

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