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北京：首度将党委领导纳入问责等17则

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轻则掉乌纱，重则进牢房——2009年问责风暴升级记

2009年之初，上一年度“凌厉而密集”的问责风暴穿透时间之“墙”而来。在被公众“习以为常”了近乎一个年度第二监狱的四名犯人越狱和鹤岗矿难夺去108位矿工兄弟的生命，问责在这年岁末跳过；行政问责的台阶，上升到了刑一事问责的高度。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国家出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一轮修改引入“国家出资公司”可以促进公司法的功能扩展和回应国企改革发展需求，但也凸显出既有公司治理的规则局限与法理匮乏，修改草案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跳出本位与主义之争的窠臼，建构和完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此理念下，宜将董事会定位为国家出资公司的“决策机构”，以利于其扮演好多种角色。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法律制度保障，需要厘清公司法作为“公开运营法”之功能，以促进公司制企业从“暗箱”变为“明箱”；同时以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建构的重心；在立法技术上以机构间分权为手段，对董事会采取概括授权，对其他机构采取限定授权；并且，为避免多头问责的弊端，应构建统一的监督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制度

黑龙江省宁安市实行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制 近年来，该市以实施问责问廉问效“三问”工作机制为抓手，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促进各项制度落实。按照《关于对党政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暂行办法》，该市开展“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对审批不及时，办事效率不高，政策落实不力等执行制度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督办和问责。截至目前，共发出问责通知书38份，对31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案情有疑点搞个死缓算了”

防止冤假错案。不仅应坚守“无罪推定”等司法理念、贯彻司法独立精神、强化监督落实问责，更应置于保障人权的视角下审视。保障公民最基本人权——生命、安全和自由，既要防止来自个人暴力的侵犯。也要阻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     

赞“京版问责办法”

2011年3月22日，《北京日报》以“党委领导首度被列为问责范围”为题，对北京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报道。     

制度

吉林省辉南县制定“四访”“四办”工作制度；云南省富源县出台领导干部问责办法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行政审判中的“十防、五审”

“十防。一防定性混淆。就是防止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性质的混淆。首先是防止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混淆；其次是防止不同部门行政法律关系的混淆。以上两种混淆都会产生受理或审理的错误。二防两权颠倒，即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颠倒。包括：程序的颠倒，即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颠倒，如行政程序尚未穷尽而进入司法程序；实体权力的颠倒，即司法机关行使了行政机关应行使的权力，如在判决中代替行政机关作了相当于行政管理的决定，代替行政机关认定了事实等。三防‘车轨”错搭。一是审理中的错搭，就是将行政诉讼案件错按民事诉讼程序…     

扬州突出三项工作重点 深化公职律师试点工作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沈阳市司法局在全市深入开展以“抓组织建设、抓队伍建设、抓纠纷调处；防止自杀事件、防止民转刑案件、防止群体械斗案件和防止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抓”、“四防”活动，着重突出“四个强化。”     

引咎辞职：古代与今日的问责制度

“问责”由来 “问责”一词，早已在现代生活中受到关注，可说是从陌生走到了面熟，至少因为多闻常见而可谓似曾相识。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