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

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根源主要是,农村村民经济地位不独立,农村基层民主不完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农村村民的这种政治冷漠对村民自治、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的和谐都有着消极影响。倡导由“半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过渡的治理环境,拓展村民参与成本的弥补措施,是消解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村政治冷漠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对策研究

消除政治冷漠,扩大政治参与,有助于解决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从经济、历史、组织制度等方面探讨了造成我国农村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直选历练之后的村委会选举研究——以江西省T县20个村为例

在经历了直选的历练后,按理村庄社会对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应该更高了,但是,现实情况却相反,不少村庄的第二次选举却不如第一次了,而且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选村官的村庄治理欠佳影响了村庄社会的选举态度,二是乡镇政府对选举的指导和监督方面比第一次更不足了。     

国内外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现状

国外的政治效能感研究主要从集体效能感、以及新兴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效能感问题出发,更有益的是开发出一系列的干预性研究。而中国方面,台湾的研究多循着西方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多基于现实用途纵向比较和不同背景人群的比较;港澳研究多集中在行政管理领域,将政治效能感作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指标之一;内陆研究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多把眼光放在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政治冷漠、转型期政治参与的特点以及政治信任同政治效能感的关系方面。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政治效能感研究进行了展望。     

当前农村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农村选举作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农村选举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针对农村选举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推进农村基层选举制度,更好地进行农村自治,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罢免权的现状看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的原因

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然而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已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政治冷漠。从罢免权现状这一角度切入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农民作为政治利益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博弈中的弱势而产生的挫折是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使政治体系良性、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亨廷顿甚至认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是: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供给不足.究其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程序低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缺乏规范的选举制度导致选出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低.改革和完善的途径在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建设,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完善选举制度,按照委托—代理原则规范代表选举.     

政治科学预测方法研究——以选举预测为例

预测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作为社会科学预测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选举预测是促进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动力。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大数据范式。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在准确性、超前性、解释力、可重复性、中立性和预测成本等评判标准上各具优势,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目前,选举预测领域呈现多元化、交叉互补、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微观预测变量与宏观预测变量相结合、预测与解释相结合,以政治科学为基础,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前沿技术手段推进预测范式的创新,并在预测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预测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可以构成“双螺旋”的共生互补关系,共同致力于增进人类对复杂政治活动的理解和研判,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和政策应用价值。     

农村选举“内卷化”困境——以广东省S村为例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选举中，村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然而，现实中出现个人理性的无知、外界权力的约束、盲目的路径依赖、投票悖论等现象，致使农村选举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出现了农村选举边际效用递减，民主向前发展缓慢的结果。广东省S村选举“内卷化”状况，提示出要缓解农村选举“内卷化”的政策思考，其核心是要选举制度必须有质的创新，否则，在过密化的制度下一味地扩大农村选举的范围，会造成农村选举过度的“内卷化”。     

城市社区选举制度化与另类政治参与——对上海H区居委会选举信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H区居委会选举的18个信访案例的研究分析,发现这种"另类"政治参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都市社会变迁和选举政策本身变化所共同塑造的结果。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宏大转型给弱势的居民带来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选举政策的变化和居民区治理架构的变革,给居民的参与和投诉提供了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而社区选举运作中实际发生的违规操作行为则进一步催化了他们的这种行为。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

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我国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村民对农村资源的关注、农村社会动员的扩大、内部差距的拉大和宗族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干扰。这些变化导致了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使之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威胁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和建立村民权利司法救济系统等,保障农村地区稳定,促进农村的健康发展。     

基层选举与新中国的政权巩固与建设——以1953-1954年江苏省为例

基层选举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极其重要.建国初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各方面情况复杂而实行军营会等过渡性政权形式.后来,国内形势逐步稳定,具备了普选条件.中央决定实行基层普选,以此达到完善基层组织和巩固新政权的目的,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论中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求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这种政治参与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对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粮产区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村劳动力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通过提供劳动而得到的货币收入。从农民收入各构成要素占农民收入的比重看，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民收入各构成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看，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主导力量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源，并且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以陕西Y村为例

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Y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中遇到问题。     

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从选举与治理的维度

先富能人参政现象近年来已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从选举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与村庄其他阶层进行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交换和策略互动,改变了选举的进程和结果,乃至影响了村庄的选举文化;从治理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一方面有可能对村庄的经济、社会事务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对"民主治村"机制的创新能力和动力均不足,制约了村庄内生性民主的发展。     

中国民众眼中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探索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在日益丰富的政治参与研究中,一直缺失针对民众政治参与观念的系统研究,且不了解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情感和认同倾向。文章从认知、情感和认同等三个维度,系统构建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并利用系统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在参与认知方面,与研究者主要从民众影响政府决策角度的界定不同,民众多从其与政府互动的双重视角理解政治参与;在参与情感方面,民众的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都偏低;在参与认同方面,对公民行动、接触型参与和沟通型参与的认同度较高,但对抗争型参与的认同度较低。借助潜在剖面分析方法,验证了民众参与观类型学的理论模型,发现同时存在“传统臣民”“依附主义者”“潜在抗争者”“准公民”“模范公民”等五种观念类型。总体而言,参与型文化正在中国民众中形成,但与政治参与观发展的理想状态仍有落差。这些研究发现,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观、推动政治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主客观因素上的差异研究——以大学生为例

采用“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对32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探讨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在其主客观因素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在情绪控制效能上差异显著;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自我价值感上差异显著;城市和农村大学生在自我价值感上差异边缘显著;不同学科类别的大学生在自我价值感上差异显著;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自我印象效能上差异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主客观因素上差异不显著;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各个因子在主客观因素上差异显著.     

政治社会化与政治稳定探析——以转型时期的中国为例

政治社会化通过塑造政治体系成员的“政治人格”、培养政治参与型公民以及传习政治文化,从而对于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诸多的矛盾与困惑,从维护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到政治社会化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创新政治文化内容、广泛系统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的政治心理承受能力、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工具的作用、以及公民个人政治知识学习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