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基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案例分析

如何通过政党引领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政党主导型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问题。政党主导型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以政党为中心,其关键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政党的领导和引领作用。政党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一是组织嵌入;二是价值引领;三是资源整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是东南亚国家,而且都是政党主导型国家,但其政党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的做法各有特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人民协会为组织载体,推行实用主义的文化价值,突出党员的社区服务;马来西亚政党间关系比政党基层组织更能够影响其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因为其在价值引领方面大力倡导"马来人优先"并以此进行资源分配;越南共产党基于精密的基层组织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价值引导,通过基层民主建设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三个案例共同说明:一方面,由于本国的历史、基本国情和执政党起源方式不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在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上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各国政党在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上都会强调组织嵌入和资源整合维度,但价值引领也会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国际太空治理探析：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太空探索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投入到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导致太空公共问题凸显。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太空治理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国际太空治理的现实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大影响因素,考察了国际太空治理面临的众多挑战,解释了中国参与国际太空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本研究认为,现实层面的太空权力结构影响着国际太空治理格局的基本面貌,国际制度规范着太空治理的主要内容,太空治理主要议题引发的观念互动影响着太空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全球太空治理也应立足于这三个方面：在现实层面,应坚持合作共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制度层面,应积极倡导和实践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制度改革;在观念层面,应坚持促进航天活动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太空治理。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动因、困境与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参与全球治理问题凸显,成为该组织发展的新方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暴露出了现阶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诸多缺陷,该领域的合作亟须新的理念与思路。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上合组织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助于上合组织应对区域公共卫生挑战,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同时,上合组织自身的制度缺陷、公共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以及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挑战。有鉴于此,上合组织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中,要强调议程设置,完善自身的机制建设,加强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作,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