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政治与政策影响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民主党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本次选举仅实现了部分符合历史经验的有限的民意回摆,经济通胀议题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被堕胎权争议部分稀释,而前总统特朗普的高调介入也缓解了拜登政府执政不佳对民主党选情的拖累。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推动国会众议院两党领导层的变动,反映出两党政治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发展趋势,并为2024年大选周期拉开帷幕。本次中期选举将对拜登政府内外政策形成较大影响。在国内政策议程被阻碍或修正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事务上展现领导力。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党主导的白宫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美国的国际制度领导与多边贸易制度变迁

多边贸易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国际领导的影响和推动。美国在战后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即发挥国际制度领导作用。多边贸易制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美国提供国际制度领导取决于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根据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的满足情况,可将国际制度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保守型领导、激进型领导、赤字型领导四种类型,不同的国际制度领导类型决定了多边贸易制度变迁的不同走向。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在全球层面,当前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互动如何塑造未来的亚太秩序,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文章认为,美国过去十余年间在战略上已经过度扩张,未来将继续大幅削减其军费开支,加之强有力的竞争者出现和对盟友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未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可选择的手段很多,包括缩减在亚太的驻军、放弃部分战略承诺、与对手或潜在对手达成和解、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等。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也给亚太秩序带来了挑战。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应对,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秉持一种渐进性的战略。     

自由国际秩序视域下的美韩同盟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与美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冲击了已有国际规则,降低了驻韩美军的维护成本,导致美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减少了单边施压行为,旨在提高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同时寻求拓展和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和范围,进而推动构建所谓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些举措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显示出“凝聚力更强”和“功能性更全”的特点,肯定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不过,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韩国对于美国也并非完全无条件跟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影响的限度。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美国政治是美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汗牛充栋。根据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个主流研究范式。同时,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受到了社会方法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分别受到了德国国家学派、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美国政治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美国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

21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构建起涵盖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意外和蓄意释放生物、化学、核放射性物质行为的卫生安全观;建立了旨在维护本国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战略体系和法律体系,以及军民协作的国家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与机制。虽然有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美国却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决策将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利益以及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利益之上。由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和专业意见,不能有效地协调联邦与州政府的责任和行动,持续压缩卫生安全投入,缩减国际责任,转嫁矛盾,导致美国和全球的抗疫努力付出了更多生命、时间和资源代价,并进而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治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原地转圈: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

从1948年到2011年,规范日本政治捐款制度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历经了多次修改,但对政治捐款数量的限制保留了1975年第1次修改时的标准。派阀和政治家仍然能够通过多种迂回途径获得企业团体捐款。政治宴会作为变相的政治捐款受法律制约较小,成为最有效的收集政治资金方式。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之所以原地转圈主要是因为日本型民主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

政治营销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规模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旨在从商业营销的角度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指导.由于民主政治渐趋成为金钱政治,美国政治成为专家和精英人物垄断的事务,降低了选民的参与热情.政治营销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竞选模式从政党政治模式向候选人中心模式转变,它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从民主发展的世界范围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杜绝政治营销,而是如何把民众重新置于民主过程的中心.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

本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包括其继承的遗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并对未来走势进行了展望。结合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二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呈现"20年周期"变动的特征;二是,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亮点,也是其为继任者留下的重要"遗产";三是,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前任的安全政策,弱化人权等议题,但在经贸领域会采取更加积极和针对性的措施;四是,第四个"20年周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针对中国的措施是否会得到强化,犹如当年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政策一样,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

本文通过论述女性政治家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2008年总统大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指出这次总统大选在美国性别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认为,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总统大选是基于美国妇女运动前两次浪潮取得的政治成果,即女性取得投票权和妇女参政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她们的参选也是美国妇女运动努力与美国党派政治进行互动的一个结果.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民主党对女权领域重要主张的吸纳及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希拉里得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重要因素.而佩林的参选则反映出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女性选民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受到政党的重视.她获提名是共和党试图吸引女性选民,以抗衡民主党在女选民中的传统优势而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