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郑声淫”之今辩

历史文献上记载孔子对风行于他生活年代的“郑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孔子认为“郑声淫”且“乱雅乐”，呼吁“放郑声”。由于“郑声”一词从古至今都一直被当做中国古代民间音乐的代名词，因而很多人误认为孔子是反对一切民间音乐的。造成这一误解是因为“郑声”和“郑风”两个概念的混淆。孔子当时所指的“郑声”是从民间流入贵族阶层，变质和腐化了的民间音乐。孔子所说“郑声淫”的“淫”，很多人片面将之理解成“淫色”而忽视了其多种内涵。本文对“淫”的内涵做出了多种解释，以澄清一直以来人们对孔子的误解。     

孔子独斥郑声缘由探析

孔子“郑声淫”所指的“郑声”是春秋时郑国的流行音乐,它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讲究声色之美,相对于其它俗乐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郑声的这种特点促使了它在各国都得到传播与接受.虽然其它诸侯国也有俗乐存在,但郑国的姬姓这一特殊性,使得郑声更显示出“礼崩乐坏”的事实.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郑”声自然成为孔子憎恶的对象.     

朱熹《诗集传》中以“淫”定性“郑卫之音”辨析

自孔子讲"郑声淫"及《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的论断出现,郑卫之音就遭受到猛烈的抨击。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关于以"淫"定性"郑卫之音"是否合理的探讨,朱熹的《诗集传》也以"淫"定性"郑卫之音",但对同于或甚于"郑卫之音"的"齐鲁之风"却未加批判,甚至予以默许。在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背景下,朱熹对此持如此相反的态度,因此就有必要通过文本的解读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     

“减法”换“乘法”

<正>要体现政府权力做"减法",相关部门必须跳出监管重复或是监管真空的"怪圈",企业也要严格依法办事,对必要的监管予以配合,对不当监管勇于说"不"。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提出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此言甫出,便引发全民热议。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中认为,在简政放权改革中,要增强协商,放管结合,减少改革阻力,放大合力。     

孔子的乐教思想对音乐审美教育的影响

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美"和"善",而又特别强调"善"的重要性,提出"克己复礼",推崇雅乐和"思无邪"的音乐。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美、善、淫三种作品评价的概念,为后世音乐美学评论提供了标准。孔子"淡中"的音乐美学观是以他的"中庸"哲学为理论基础,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艺术的发展和音乐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周游”与“问津”的考辨

历来认为,孔子当年离开鲁国到列国去是"周游列国"。本文从考察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孔子到各国的作为,以及孔子在途中所遭遇的种种灾难,说明他不是"周游列国",而是为着传播"仁政德治"的理想去"寻访列国"。目前,全国冒出了多个孔子问津处,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如湖北武汉新洲在西汉时期挖出的"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石碑,淮南王刘安在邾城建亭修庙,首创问津书院,硕学鸿儒来问津书院讲学,清代康熙、嘉庆皇帝给问津书院题写金匾,以及问津书院的文脉影响深远等充足史料,确认孔子当年在武汉新洲问津。     

孔子“使子路问津”故址考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孔子问津故址之说,见仁见智,各持所论,或曰问津之地"在黄",或曰问津之地"在叶"。经过考证,可以肯定:孔子使子路问津之地,只能"在黄",而不能"在叶"。而过去之所以有人误为"在叶",那是由于今本《史记·孔子世家》错简所致。     

代表“云问政”:问出“新气象”

近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晚间新闻》栏目关注湖州市长兴县人大常委会代表"云问政"工作,报道了该县人大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办事效率,持续推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的相关做法和成效。2021年以来,长兴县人大常委会在前期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以代表"亮身份"为主要形式,且行且试且完善,持续做好人大代表联络点建设"后半篇文章",同时结合"数字人大"建设,推动"亮身份"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深入打造代表联络3.0版。截至2021年底,253名县人大代表、695名乡镇人大代表和249名街道议政员在工作地、居住地或者选区所在村居和社区"亮身份",实现全覆盖。     

孔墨乐论思想比较研究

孔子和墨子都从自己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观,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立场,依据当时他们苦难的境况,提出了＂非乐＂主张。这种＂非乐＂的主张是从实际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中概括出来的,带有直观性、功利性。孔子代表没落贵族的利益,＂乐＂和＂仁＂、＂礼＂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孔子充分认识到了音乐在人的精神建设上的作用和美感价值,只排斥当时的娱乐声色之乐——＂郑声＂,孔子的音乐观尽管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但比墨子的音乐观要积极、合理得多。     

从“自然神圣”到“自然之恶”——试论欧美现代诗歌的“自然形象”

"自然"作为审美客体的形象在现代主义诗人眼中成为"恶"的载体,恶的化身."自然"作为审美客体在欧美现代诗歌中形成了两大形象系统,一是以浪漫主义文学时代中的湖畔派后期浪漫派等为代表的"自然之神圣"的形象系统,二是以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后期象征主义以及由之派生出来的意象派和隐逸诗派等为代表的"自然之恶"的形象系统.本文试图分析这两大系统之间的转变在诗歌文本中的体现及其转变的根源.     

服务选民“零距离”

正中央、市委要求着力解决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解决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提高代表服务选民和依法履职能力?也是重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一直在思考的重要问题。从璧山区实施"亮牌工程",方便选民找到代表,到巫山县千余名代表大走访,代表主动走近选民,重庆各区县通过创新方式,畅通联系选民"最后一公里",真正密切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血肉联系。     

“见死不救”是信任机制的失常

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在蔡国的日子里,孔子给弟子们讲仁,讲见义勇为。其弟子宰予问孔子有人落井,跳下去救是仁和见义勇为,不救是见死不救是不仁。孔子回答说可以用其他办法救。据悉,这就是"见死不救"的成语表达。可见,早在当时,孔子就已经点明了"见死不救"是一种"不仁"。所谓"不仁",     

做好权力“减法” 激活市场“乘法”——代表热议简政放权

正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这项高瞻远瞩、自我削权的改革,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的一件大事,其意义非比寻常。如何以权力的"减法"换取群众满意度的"加法",进而激发出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代表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议。做好"减法",让改革置于阳光之下怎样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密切关注的焦点。代表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     

略论孔子的“经”与“权”——以其是否许人以仁为例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就连对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仅仅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并不肯断言颜回已经达到了仁标准.但是,对被他批评为"器小"--既不节俭,又不知礼的管仲,孔子却以仁相许.在是否许人以仁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孔子"经"与"权"相结合,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权变的思想.     

莫让简政放权陷入“减肥”怪圈

正"简政放权"如同美女"减肥",如何才能避免陷入只喊不做、越减越肥的怪圈?阅读了《当代广西》第10期刊发的《放权需防"肠梗阻"》一文,这个问题让人深思。笔者认为,简政放权不能光停留在喊口号上,真正"减肥瘦身"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一要转变"不想放、放不下"的观念,只有从观念上去引导、教育,才能让相关部门参与到改革中来。二要克服"不敢放、放不好"的担忧,要建立激励和问责机制,对大刀阔斧推进的,从态度上肯定、鼓励;对不敢推进、推进力度小的,进行问责。三     

“性情之正”还是“性情之真”?——孔子“思无邪”观新析

"思无邪"是孔子诗论的一个重要观念,传统儒学的"归于正"与朱熹的"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以道德理性为本的"美刺"诗学观,因其明显的附会曲解而时遭抨击;学术界对其的解析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思无邪"本是孔子断章取义,其义当释为"不歪曲,不虚假",孔子本意当是指《诗经》三百篇皆为"直抒性情"之作,他强调的是"性情之真",而非"性情之正"。     

论孔子的“和谐社会”观

孔子"和谐社会"的图景是"大同",前提条件是仁爱,关键是中庸,治理之道是"圣王之治"。扬弃孔子的"和谐社会"观有利于为构建我国当今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一“憎”一“恶”话雍正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13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仁”“礼”脱节对传统中国法的影响

<正>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仁"是承天道、顺人心,是先验性的内在规范,是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礼"是"仁"的外在表达方式,二者互为表里,担负着规范行为的"法"的作用。孔子认为人的内心是"仁"的,表现就符合"礼"的要求,这种连接沟通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割断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本末倒置,任由"礼"脱离"仁"的约束,自由生长,将"仁"束之高阁。     

钟山扫黑除恶“组合拳”见成效

正笔者从贺州市钟山县扫黑办获悉,截至11月,全县共梳理摸排出涉恶线索377条,破获涉恶团伙17个,刑拘犯罪嫌疑人243人,查封查扣涉案资产31.8万元;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问题线索63条,办结25条,立案8件,结案7件,党纪政务处分7人。其中,"双开"5名涉嫌"保护伞"的科级领导干部,移送司法机关4人,敦促涉案人员投案自首11人。通过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