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社会组织协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之道

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协商促进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形成、提升民主化程度和增强了协同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协商在实践中具有发展迅速、发展程度不均衡以及发展形式多样的特征;面临协商意识层面、协商程序层面、协商渠道层面以及实际协商层面的困境。本文从培育协商精神、完善法律保障、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和提升协商能力四个维度破解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困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宗教利用分析——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及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

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文明化+有效性。宗教的文明化及其与治理现代化的同向性,显示出把宗教纳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可行性。由此,党和政府应当转变宗教观、调整宗教政策,摒弃那种把宗教单纯地或主要地视为是社会治理对象的观念,代之以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治理主体或社会治理途径的观念,主动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把宗教从社会治理的对象转变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从而把宗教纳入我国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论我国缓刑制度现代化的“传统之维”

从清末到当前的缓刑实践表明,我国的缓刑立法与司法无不受传统实用理性与报应的影响。缓刑立法上的实用理性表现为以稳定血缘或地缘社会为宗旨,司法中的实用理性表现为缓刑判决受法官各种实用理性思维的左右;而缓刑的报应色彩在当前愈加强烈,且呈现出中间凹陷(缓刑负担)、向后聚拢(缓刑后果)的趋势。我们应着力调整缓刑的报应结构,积极避免缓刑立法与司法中的实用主义之弊端。     

“三步走”推进雅安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雅安市通过基层减负、党建强基和授权赋能三步走勾勒出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雅安方案。深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尊重民族差异性,善于挖掘基层经验和推广市外经验,并强化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参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是构筑知识体系的基石。“参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富有标识性、创新性的概念,蕴含着中国政治的深层奥秘。将“参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推动“点”上的概念创新突破走向“面”上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创新突破,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基于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在推进大学治理现代改革中,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基础性作用。大学治理体系决定着大学治理的制度与结构,大学治理能力则反映着大学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功能。我国大学治理体系面临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平衡、开放性和透明性不足,参与水平偏低和责任性缺失的困境。我国大学治理能力存在着组织协调能力弱化,文化濡化能力偏低、监管能力和反馈能力不足的问题。推进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手段和治理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贵阳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贵阳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是贵州省唯一的特大型城市,确保社会安定祥和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以贵阳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为切入点,在总结贵阳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做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贵阳市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建构研究——基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统一的视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高度统一。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统一蕴涵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使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相统一;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持续建构有助于实现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统一。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人士的作用发挥研究——一项基于江苏的实证调查

网络人士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多元主体之一。团结、凝聚网络人士,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和增长点。本文通过对江苏地区网络人士的实证调查发现,网络人士在群体特征、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基于网络人士的这些特征,本文提出通过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实现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顺利推进。     

我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复合结构”

我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复合结构”李恒瑞道德结构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虽然道德本身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我国社会经济基础正向“复合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占有关系和商品经济的交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新生社会组织培育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意味着将对社会中作为重要参与主体和组织形态的社会组织其数量和能力提出要求.新生社会组织由于其所处的阶段特征,具有目标与愿景背离、历史责任与治理能力矛盾、内部治理机制薄弱等典型问题,应把握新生社会组织所处阶段特点,设置适合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创新帮助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方法,打造促进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环境,使新生社会组织能够发展成熟,承担新时代的历史责任.     

后工业社会治理中“伦理化权责”的探讨

根据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之权责的来源和运行特征,可将其分为权威化权责、制度化权责和伦理化权责三种形态。它们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中,但其分别在特定的人类文明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总体看来,农业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权威化权责,工业社会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制度化权责,而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伦理化权责或将跃居前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论析“新常态”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层面。一部政治文明史是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仁政善治"是永远的社会理想追求。法治是善治之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诉求。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法治是实现民主治理的根本保障。"契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诚信精神呈现"合情"与"合理"的社会稳态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塑造公序良俗,社会和谐,人心向善的方向盘和定心丸。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与路 —— 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

国家治理不仅是治国理政实践,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国家在自行消亡前将经历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国家与国家治理具备新的特点,不仅保留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更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性、公共性、人民性的特点。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虽多是预测性的,但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其正确性和科学性,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框架下,中国国家治理应以阶级性、社会性、历史性为价值旨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虚拟社会治理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思考

当代中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从虚拟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分析,虚拟社会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渐加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虚拟社会治理需要冷静审视多元化社会思潮,合理化解网络空间的社会冲突,有效巩固国家安全,充分融合多方参与主体。因此,应当把虚拟社会治理放置于国家治理的宏观体系下加以综合考虑,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治理进路,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创新虚拟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完善虚拟社会安全体系、建立虚拟社会组织体制等途径,促使虚拟社会达成善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