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团队党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探索——以上海市江川路街道为例

上海市江川路街道开展的"团队党建"是激发社会活力、助推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实践形式,也是城市社区党建的一项新探索。"团队党建"依托社区团队,建立起了基于"趣缘"纽带的居民间的有机联系,其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观念上,实现了社区党建由"单轨"转向"双轨"、由"封闭"转向"开放"、由"静态"转向"动态"、由"主动"转向"被动";在组织形式上,"团队党建"通过对社区团队进行组织嵌入,形成了"社区党总支—团队党支部—团队党小组"的灵活的组织创新;在功能上,"团队党建"再生了"熟人社会",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节约了社区治理成本,推动了社区自治。"团队党建"可谓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何谓“治理”? 如何研究?

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点线成面”的社会治理联动机制研究

良好的社会治理联动机制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长效性,有利于创建人民满意的政府。为此,应采用精深化管理,构建由输入、转化、输出组成的社会治理联动机制模型,探索并抓住某一重点,由点到线再到面,开发绩效评估等各种动力源,采用多种激励手段,在方向上和时间上保持一致性和有序性,形成网络型治理状态,用制度保障社会治理联动机制长效、高效、有序。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制度逻辑与实践审视

清单作为一种信息清晰化集成工具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以公共利益为制度内核。以适用对象和制度功能为标准,可以将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分为行政效率型清单、服务公平型清单、治理效率型清单和治理监督型清单四种理想类型。这些类型在当前中国公共治理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制度案例,其中行政权力清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自治权力清单在实践广度和制度化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清单制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倡导的转型和赋权具有耦合性。然而,对四种清单制案例的考察表明,科层化制度供给模式会固化清单制的行政逻辑,压缩治理逻辑,进而无法有效回应多元化的问题情境,最终可能引发目标偏差。未来清单制需要立足于适用对象和问题情境,跳出以政府为中心的实践机制,并建立以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规律为机制调适的路径导向。在研究层面,清单制可以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独特制度案例。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逻辑——以“党—政府—社会”三元关系为中心

如何领导国家与社会,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命题。1949年以来中国"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及其变迁,是观察党领导国家与社会之内容与形式科学化水平的关键视角。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演绎,导致政党、政府、社会的发生发展具有特定的顺序,并因此带来当下三元关系建构的思路悖论。超越悖论的要点在于:汲取三项资源,平衡三种权威,健全理性化意识形态系统,健全法治化政权分野系统,健全制度化党内民主系统,健全有限化政府系统,健全规范化市场系统。按照如上逻辑推演,应可为寻求新条件下党与政府、社会良性关系构建的恰当取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路和经验。     

拉美国家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为实现稳定发展,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以民主化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政治改革;经济上,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加大社会投入,解决社会不公。研究拉美国家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治理的立足点。     

协商民主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的主要作用可以总结为对"绿色公共领域"的激活。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普通公众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营造参与平台;作为一种民意收集和聚合的方法,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克服传统民意测量方法中民众消极被动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模式,公共协商讨论平台(小组)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话语和知识的一种互动式传播方式,破除气候变化科学专业知识的壁垒。因此,协商民主可以为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式选择。     

英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英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机制运行高效有序,为全社会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服务,这与政府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密切相关。英国政府对社会事业从"无为而治"到"有限管理",再到"全面介入"和"调整完善",走过了百年历程,形成了较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经验包括:始终坚持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将"保基本、保公平"作为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首要原则,鼓励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治,重视立法先行,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

任何变革本质上都是对既定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管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是主体与客体、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社会治理则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分权,二者同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政府治理权力最终复归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同时,加大政府简政放权力度,逐步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现实选择。     

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以住房保障为例

美国社会管理的特点是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的重要作用,财政支持以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调和社会矛盾,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其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表现为: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来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政府补贴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并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政府应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注重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     

元治理:为何以及如何将国家带回到治理中来

很多学者认为,以"水平式互动"或"自组织"为特征的网络式治理正在成为主流的治理模式,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被日益边缘化,人们正迎来"没有政府的治理"时代。实际上,这一说法太过夸大了。因为,网络式治理存在诸多它们自身无法处理的问题,如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需要对网络治理进行元治理。实施元治理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它们拥有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所不具备的诸如政治、财政、法律、人力以及信息等方面的资源,它们可以通过诸多途径或工具来实现元治理。当然,元治理同样会存在一些困境,人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探索相应的应对之道。     

政府,重新走向“社会”

政府的力量直达社区,很难避免会压抑社区自我发育、自我管理的空间。但是,如果政府的资源配置主要在街道以上,就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居民难以享受到到位的公共服务,从而为稳定埋下隐患。这个悖论,构成了"社区自治"的一大困境。     

美国公共卫生治理：沿革、经验与困境

美国的公共卫生治理历史悠久,且随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卫生防疫观的持续更新,形成了"联邦—州—地方"纵向分层、"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志愿团体"横向分工的多主体复合治理框架。这一治理模式考虑不同行政层级对公共卫生资源、产品、服务的个性化需求,与时俱进设定绩效标准,积极贯彻"社区导向",且采用大量高新技术作为依托。尽管从法律基础、设计理念和流程安排来看相对完备,但在应对严重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等具体实践中,美国公共卫生治理依然暴露出联邦与州的权力拉锯及各地执行差异、公共卫生专业安排与政治运作相互抵牾、公共卫生资源结构性短缺、卫生公平缺位等困境。特朗普政府有意把卫生治理打造成高度政治化的工具,使得美国当前公共卫生安全的处境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