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我国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本条旨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但由于法条规定的不明确,导致《条例》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政府公开信息侵犯公民隐私全和以保护公民隐私全的名义不公开政府信息等问题.因此,必须明晰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公民隐私权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分级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梯度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兼具聚合性与隐私性。聚合性体现为涉案个人信息的危害程度,直观体现为信息数量;隐私性体现为法益内容的敏感与私密,侧面反映信息级别。随着信息分级制度发展日益成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梯度应当重点关注信息等级这一要素,同时修改《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以个人信息数量的绝对倍比为标准设置的量刑梯度。关于涉案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可以先根据交易金额和单价确定基本数量,结合当前信息分级制度背景,充分考虑涉案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关联程度和重要程度,再结合信息处理的场景,判定信息等级并确定调整系数,从而计算涉案个人信息的修正数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入罪标准和量刑起点,并结合其他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确定宣告刑。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公开有利于公民实现其权利的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又称为政务公开,其目的在于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从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效防止腐败,建立法律的秩序。信息公开实现资源分享上机会均等,并保障建立一个透明化的政府,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体现了双方主体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因而,信息公开具有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保障

手机定位信息是一种无形的数字信息，由无线电通信公司储存和保留，如果按照传统的第三方原则，政府执法人员只需要通过法院令的程序就可以从通信公司任意地调取公民的手机定位信息。很多学者批判这种传统的法律规则将赋予政府过大的侦查权，而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利益。从2010年开始，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开始探索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 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做出最终判决，认为手机定位信息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政府必须基于充分可能的理由通过严格的程序申请搜查令，才可以调取手机定位信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手机定位信息虽然显示了手机主人在公共领域的行踪信息，虽然是由第三方通信公司存储，但是该信息对个人私生活内容的揭示更全面、更密集，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该信息的获得更容易，因此传统的第三方原则不再适用。这是科技的发展对传统法律规则进行改造的又一例证。     

位置何以成为隐私?——大数据时代位置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中,位置数据的应用 日益广泛,不仅"基于位置的服务"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也基于位置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辅助案件侦破.然而,位置数据获取技术的进步及智能手机(作为现代最主要的定位工具)的普及,使得公民私密生活受到无处不在的位置监控威胁.位置信息的敏感性、位置获取技术的侵入性、公民对位置信息的隐私期...     

福利行政调查权与受益人权利保障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政调查形式,福利调查在福利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多种形式的福利调查,公民得以享有一定的福利权益。但在福利调查的过程中,往往可能对公民的隐私等权益造成一定的侵犯。因此,行政机关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如何保障公民的权益,这无疑是未来行政调查研究的方向之一。     

金融集团监管信息的收集与交流机制研究——以欧盟为例

对金融监管者来说,获取及时、全面和客观地监管信息并在之间分享是有效监管的基础,但是金融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对各国金融信息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对此,欧盟对监管信息收集与分享机制做了有益的立法和制度尝试,对构建我国监管信息收集与分享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的合宪性分析

修改后的《居民身份证法》增加了登记指纹信息的规定。指纹信息作为隐私受到宪法隐私权保护,此规定涉及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这一侵犯由于目的上不能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手段上不能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而有违宪法宗旨。     

论公职人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兼谈制度反腐

一、公职人员隐私与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保持私人生活安宁的一项人格权。通常包括隐私隐瞒权、利用权、维护权、支配权等四个方面的权能。隐私权的具体内容，通常认为应包括：(1)公民的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等私人信息，未经许可，不得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社会关系、档案材料、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等私人信息，未经许可，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公民     

跨国银行监管中监管当局间的信息分享评析

跨国银行监管中监管当局间的信息分享是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的基础，要促进信息分享就必须消除阻碍信息分享的认识上的障碍和制度上的障碍。巴塞尔委员会在此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本文对巴塞尔委员会集中阐述信息分享的几个文件进行了重点分析。同时分析指出，充分有效的信息分享除了需要国际协调努力外，还应有相关的国内立法的配套。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