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史考察

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就是执政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任何政党要想长久地保持执政地位,都必须不断积累执政合法性资源。从建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执政合法性资源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导的三个历史时期。新时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矛盾和党风建设的挑战,应当贯彻科学发展和民生绩效的执政理念,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积累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资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性资源的转换

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正由意识形态主导型、领袖魅力主导型、经济绩效主导型向社会状态和谐主导型转换。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性资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符合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需要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实现。     

政治信任的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公共信任理论是公信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直接理论来源。政治公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政治信任与执政党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规范、执政绩效、制度规范与法则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政党要赢得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信任,必须善于开发其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利益整合能力、施政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合法性资源。政治信任的动态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持续积累,民主政治与有限政府的运作,建设和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以及制度化不信任的规范体系。     

合法性视角下的转型中国

对合法性内涵的界定是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合法性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公众、政治权威以及政治系统三个维度来把握。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维系中国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挑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经济绩效的困局和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中国社会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制度构建已经成为走出合法性双重困境的现实选择。而民主和法治应当成为这种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     

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到多元整合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绩效和法理都曾分别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种以一元为主的合法性基础不但在理论上显露出局限,而且在现代执政实践中也产生出许多弊端。当代合法性理论和执政实践的发展,要求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走向多元整合。     

加快改革步伐厚筑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人民的意愿,如今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政治秩序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的问题。党要与时俱进,加快体制改革,实现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方式的转变,把合法性的维护和加强从主要依靠领袖威望、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转向依靠民主制度,通过创新和完善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加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法治理念的时代演进——以改革开放为主线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改革开放以来的正确决策,为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建设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四年来,从国家最初的卓有成效的立法建设,到后来实现由法制向法治理念的巧妙转变,再到当前执政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是相辅相成、与时俱进的过程,昭示出中国在走向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不懈努力和美好未来。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为背景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的系统化的法治意识形态,创造了全新的法治意识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法律思想和法治理论的内涵,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贡献。     

社会转型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及重塑

政治合法性即民众对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认可。总结各式各样的合法性理论得出政治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绩效、意识形态和宪政民主。随着意识形态和绩效在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中地位的不断弱化 ,新时期党应在宪政民主的构建方面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支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重塑作了新的合乎时代潮流的理论诠释和指导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任何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都离不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支持。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社会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文革”结束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摆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邓小平从经济建设入手,通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育、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构建了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如何持久执政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总结这一思想理论,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基础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社会认同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基础、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深入人心、改革开放经济成果普惠民生、民主法治发展进步开启民智、价值观念重建吁求成为共识、中国道路提供发展独特样本是其有利条件。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转换

从执政党的视角分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再次转换。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绩效再到社会状态的转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执政党应该着重解决好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执政效率与执政公平、发展好与发展快的问题。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障碍与克服途径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绩效和改善公共服务,但是在公众参与评估实践中遇到很多障碍,如观念上的障碍、民主与法治基础的制约等,本文在分析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加强民主与法治基础建设以及公众参与合法化、制度化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等四个方面,探索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有效途径。     

试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治系统要避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构筑牢固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结构和规则、治理绩效共同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三者结合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就越牢固。     

执政合法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法理合法性虽然是现代政治中执政党最强势的资源,但它在执政实践中已显露出局限。克服这些局限,需要从以法理合法性的一元为主走向绩效、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整合,这一趋势在当代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已然显现。我国的政治理论传统和当代政治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构建党的执政台法性基础必须以多种执政资源整合为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合法性意义就在于,它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把三种执政资源结合起来,反映了当代合法性理论发展的新趋向,实现了当代中国执政合法性理论的创新。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探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能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理论论证、舆论引导和价值支撑。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破旧立新和多重时代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创新、话语方式与途径的拓展以及话语主体的建构等方面探讨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地位,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与话语体系,亦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历史借鉴与良性路径依赖。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探析

政党自产生后已逐渐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主体,政党政治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于其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基础;现代政党政治通过民主选举、有效决策、权力监督等政治运作机制获得现实合法性;根据当代社会历史条件,政党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创新意识形态、构建和谐社会、发扬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等多种途径,构筑政党政治的时代合法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