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困境与后现代道德重构

现代性曾经是摆脱了宗教神圣价值观束缚的人们借以安顿自己心灵的现实理想模式,但从现代性迷梦中觉醒的人们将面临着因为缺乏主体、缺乏选择、缺乏方向而陷入“后现代道德危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性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重构“道德乌托邦”——中国化的“后现代道德”.而重构“道德乌托邦”,应从确立以人为本、承担他者责任、追求终极价值三个维度着眼.     

高等教育:现代性批判与共同体构建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和特质。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面临现代性方面的侵袭,陷入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疏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背离、现实教育与网络教育隔离的异化发展困境。共同体是对高等教育现代性问题的"使命召唤"。高等教育要以共同体的理论工具消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困囿,要坚持技术理性和关系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统一,从主体、机制、实践、网络四个维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转型路径。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在现代性背景下,中国教育因为过度的话语移植而使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并带来了实践过程中的迷惘。要有效克服这种困境,就必须重塑教育文化,建立独立自强的中国教育现代性文化。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现代性视阈下人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以强调个体理性和科技进步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现代人在专注于自我占有、自我规定、自我塑造、自我发展的同时,已不知不觉将自己从确定性的传统价值信念中剥离出来,成为一堆零乱的、孤独的、原子式的无根基性的存在者。他们试图依靠控制自然、标榜自我的方式去确证个体的存在价值、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结果却又陷入了信任危机、价值观扭曲以及存在感缺失的困惑之中。只有缔造全面化和互动性的交往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才能真正解决现代性生活方式给人的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现代化”是现代历史变革的过程,启蒙理性主义是推动变革产生的关键思想因素。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人们在享受富裕的同时,深陷控制之中难以自拔,“虚假需求”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现代理性用“虚假共同体”贿赂大众,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的“真正共同体”拯救“自由的奴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向何处去”的回答,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规律,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为世界发展提供世人所共向的优选路径。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现代性意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在20世纪初中国从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史学”应势而生,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秉持全新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和科学意识。文章试图论证,饱含现代性内涵的中国新史学在面对中国特定历史情境的学术创建过程中,通过全新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及科学意识,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与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性建构中的文化困境及其运行机制

作为创造意义的生命实践,文化通过提供知识、信仰和价值建构了人的意义世界。当下中国信仰多元化、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的危机展现了文化的困境。困境产生于以现代性建构为主题的文化变迁的问题情境。不论在制度变革的实践还是学术思想的论争中,文化的现代性建构都在徘徊中陷入僵局。困境具体表现为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产生于社会系统的转型过程中,权力、市场、社会等与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动力机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钳制和羁绊导致系统运行不畅、创新不足。走出困境需要在生命实践的创造中培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现代性的祛魅与救赎——读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与替代是理论界分析现代性的困境的主流观点.不同于上述观点,劳伦斯·E·卡洪创新地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论述了现代性的困境.他指出正是主体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祛除了连结主体与客体的先验元素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只有依靠“文化的形而上学”打造一种新的综合语境才能为这一困境找寻出路.本文意在梳理劳伦斯·E·卡洪的论证思想与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该思想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我国的现代性重构

反传统形而上学和“问题”意识等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通话,凸显于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异化应用的批判中。但马克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哲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别。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应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导引,建构一种比传统社会确定了的价值更先进、克服了它们已经被认识到了的缺陷的现代性。     

重建“双轨政治”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双轨政治"传统遭到破坏后,基层行政出现僵化,导致了乡土社会的失序,乡土重建需要重塑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受此启发,在当前加快推进基层自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及其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起到重建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有效应对知识社会挑战的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     

City House, Country House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is actually driving a whole economic sector： new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s. The first document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0 said that effective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promote rural home owners upgrading their residences. This is another program aimed at stimulating the vast rural market alongside programs discounting home appliances and auto/motorcycle purchas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n many respects rural home improvement outstrips typical urban renovations.     

城市小区业主自治的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

业主自治是城市小区业主的一项法定权利,也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主体平等地位的法律假设、业主大会"高参与""高通过"的制度设计以及业主组织的"利他主义"设定表明当前城市小区自治立法以形式正义为立法价值导向。以形式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城市小区业主自治立法强化了业主的"弱者"地位,业主自治权利在实践中遭受"国家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业主自治权益实现困难重重。推动业主自治法律规制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需要以党建引领聚合业主自治资源力量,在承认差异基础上倾斜性配置业主权利,完善业主自治运行机制并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义务。     

现代性、逃避主义与后现代旅游

现代性既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包括现代旅游的大众化生产和麦当劳化.逃避主义作为生存策略开始流行,包括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似乎成了逃避主义者最理想的选择.不仅如此,后现代旅游也是旅游目的地社区的最佳方案.要使后现代旅游得以持久,Plog的十大戒律和Hampton的九项建议值得借鉴.但在现代性的强大压力下,它的最终结局可能仍然是悲剧性的.     

科学理性、道德冷漠与现代性——鲍曼对现代性两副面孔的反思

齐格蒙·鲍曼通过对大屠杀的研究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鲍曼认为，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这些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从鲍曼对当代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极为深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后现代理论对政治和历史研究的巨大的冲击力。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建设

本文具体分析了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建设三个名词的思想内涵,指明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哲学概念,代表着一种思想文化价值,而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代表着一种社会过程,现代化建设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代表着一种政策取向。三个概念即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要看到它们逻辑递进关系而避免肤浅。     

手机：超越后现代的现代性

手机的技术功能使创作和书写即时化（instantaneity），它迎合了后现代“去中心化”、“差异”和“不连续性”等要求，但是，手机隐含的技术理性却前所未有地对人控制，使权力运作脱离了物质场域，在日常生活中延展开来。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元参与机制的实践困境及完善——贵州省桐梓县蟠龙社区的个案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即将全面迈进"稳得住、过得好"的后搬迁时代。然而社会多元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中缺乏制度化、具体化政策激励和引导,缺乏良好资源统筹协调机制,社会参与主体自身能力意识薄弱,缺乏准入与退出的多元监督考核机制。为此,后搬迁时代应完善社会多元参与激励、引导制度,建立有效的合作参与资源整合机制,完善社会多元参与能力建设,建立合作参与的多元主体监管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