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解功能的新拓展——以律师主导民事调解服务为背景

调解是中国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在构建大调解格局和进行现代转型过程中,由司法局监督指导的律师调解中心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律师的社会责任和现代调解制度是发展律师调解的现实基础,律师调解是律师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国家法治化的方式,而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又需要律师调解的充实。律师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的服务立场不是律师调解的障碍,反而成为律师调解特有优势,律师调解的优势在于专业的权威性、职业伦理的信任度、社会效应的正义感,律师调解的途径有委托调解、参与调解和主持调解,无论何种调解,均体现了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不可替代的法律职业者的功能。     

转型社会宪法修改的模式与功能

以宪法制度的稳定性程度为标准,世界各国宪法大致可以分为定型宪法和转型宪法两种类型。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制度仍未定型。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中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不同于一般西方法治国家宪法,也不同于一般的转型国家宪法。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来看,宪法修改主要发挥了向后看的确认功能。在全面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宪法修改逐渐开始发挥前瞻性的功能,将社会基本价值共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根本规范,进而为未来社会转型提供规范性指引。     

切实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新时期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正职道业德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为我国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30多年的律师制度建设,也让律师职业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篇幅中,专门针对律师行业提出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如何完善律师队伍职业道德建设不仅仅成为促进律师行业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风向标。     

弘扬契约精神 推进法治建设——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综述

经济全球化与制度法治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主流,处在这一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如何在保持中国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融合现代法治的制度要素,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使中国不仅在法律制度上,而且在法律精神下与国际接轨,是法学界应予整体把握的研究课题.     

法律多元主义及其中国语境：规范多元化

法律多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各国法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推行法治,法律规范创制体系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但现代社会中民间法的超强生命力、道德的法律化、法律原则的普遍适用等现象冲击了制定法的中心地位,法律规范的创制体系也由此趋于多元.这种多元主义法律观对当代中国的法治运行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律师法律援助职业道德探析

当前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成为我国全社会的共识,而律师在建设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律师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治社会中捍卫法律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职业者,因而律师必须要接受严格的道德约束,这是职业使命和职业利益的需要,律师有义务承担这种责任,并应百倍珍惜和全力维护这种职业形象。     

中西诚信传统比较及其对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概念结构的双重维度隐含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更多地以一种伦理规范的形式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法律的固有原则。而在西方,自古罗马以来,诚信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法律制度中。有鉴于转型时期政务失信行为多发的现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为此,必须同时关注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积极谋求中西政务诚信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自律的"道德诚信"与西方社会重视制度他律的"法律诚信"结合起来。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法治：中华民族精神转换的主导价值取向

法治是依法治权和依法管理的有机结合。法律不仅与民族精神间有联系，而且在当代中国寻求民族精神转换过程中以现代法律为基础的法治是它的主导价值取向。法治确定统一的法律化的民族道德，确立统一的民族行为模式。所谓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指它从以弹性为特征的重情感的内心操作的伦理精神向以刚性为特征的重理性的行为操作的法律（法治）精神的转化。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要使中华民族成为更加理性化的精神实体。中国法治精神的长足发展，为中华民族朝法治价值取向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以法治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精神的转型要实现这样的机制，即：法律要成为民族正义实现的权成准则，成为民族全体人员的共同心理需求和信仰对象。     

民主宪政：转型期中国法治进路的模式选择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法治也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型法治向现代型法治的创造性转换。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日趋完备的法律体制和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宪法和法律远没有真正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从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笔者认为:实施宪政才是转型时期中国法治道路模式的理想选择。一、民主宪政为何在中国未能实施(一)法治意识薄弱,是民主宪政未能实施的观念…     

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与律师制度之冲突

作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律师制度不是与国家法律同时出现的，它是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以后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适应一定国家的法律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外国，律师制度源于古罗马奴隶制国家，发展完善于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产生于外国。中国有数干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繁多，但一直未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律师。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人权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但在这一基础之上产生的延续数干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法律观念…     

昂扬而凝重的话题:俄罗斯法治转型进程中的法律自治

法律自治作为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和现代法治国家建构的基础,近现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侧重点有所差异,但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行为最高的世俗评判标准和法治社会建构的终极目标,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共识。俄罗斯的现代法治转型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其独特且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则,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俄罗斯在加速推进法治的现代转型中,一方面对重构的法律体系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和高效化;另一方面,进一步革新法律制度和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进及法治国家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我国律师职业历史发展之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历经数千年发展,其内容庞杂、文化内涵丰厚。随着社会发展及法律的完善,传统的诉讼文化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出现讼师这一社会角色。讼师虽与律师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取得＂治外法权＂,外籍律师开始出现在中国。西方法律文化的传入和审判制度在租界的实行,刺激着我国近代律师制度的产生。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律师制度必将得到尽快的完善,而伴随着律师制度的完善,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也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特殊历史使命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随着法治建设之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更新,律师法对律师地位之规定进一步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律师的地位影响着律师的使命,就律师之地位而言,律师是法律共同体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和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律师的地位决定了律师肩负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殊历史使命。     

敢于担当 追求卓越 引领行业发展

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律师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发展到近27万人;律师制度日臻完善,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律师法律法规体系和行业规范体系;律师工作成绩显著,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     

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可期待的途径（上）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之初，律师数量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国家采取多种主体、多层次、相互交错的法律服务体系，有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法治建设的推进，在同一法律服务市场中，多种主体的不同诉求、适用不同的规范、承担不同的责任，发生抵牾可想而知。     

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高度参政议政——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

我国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中国律师制度恢复30多年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论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公共财产法语境下的治理逻辑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建设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厘清,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在公共财产法语境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     

社会执业律师法律援助工作初探

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是律师的义务.社会执业律师作为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在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律师制度

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律职业人,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在澳门,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在实现正义及提供法律服务领域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澳门的律师制度,主要由澳门政府颁布的《律师通则》,以及由澳门律师公会颁布的《律师入职规章》、《澳门律师公会章程》、《律师职业道德守则》、《律师纪律守则》等组成。这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对律师的任职资格、权利和义务、业务范围、执业形式、组织、管理、纪律处分等作出了全面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