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理”与“小道理”——庆祝《北大法律评论》创刊十周年

在十年前,几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叫《北大法律评论》。当时办刊的条件很艰苦:编辑部没有办公室,没有经费,甚至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同学们白手起家,在法学院老师们的支持下,通过同学们的集体努力,今天刊物已连续出版了十年,在专业领域创出一片天地。     

体育比赛“年龄门”事件的法律思考

一、“年龄门”事件引发的思考2010年2月26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国际体联认定，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我国女子体操选手董芳霄虚报年龄参加比赛。时年不足16岁的董芳霄，     

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评价(2010-2011) 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

<正>引言本报告的期刊论文来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2-2013)来源期刊目录》所列举的法学期刊,包括《比较法研究》、《当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论坛》、《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也论“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与刘星教授商榷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对法律的"态度"多为"应付"和"利用",此种实用主义乃源于现代性法律所固有的"机器"特性。而在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包括法律人在内的普通人所秉持的这种对法律的态度,业已成为事关法治成效的重大问题。所谓"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都难以成立。在法律、文学与历史的交叉视界中,K和卡夫卡的法律态度都比想象的要复杂,而这诸多深层疑难,都需要一种迈向"普通人"的法律理论进行整体回应。     

“拼”孩子的法律风险

拼车、拼吃、拼游、拼住……在“拼族”们的眼中，似乎没有不能“拼”的。日前，网络中惊现了一位时尚辣妈。开始“拼”起了孩子。     

“文明论”视野下的晚清中国及其对外关系 ——以《中国评论》（1872-1901）为考察对象

“文明论”是理解19世纪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作为19世纪“侨居地汉学”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评论》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来界定和描绘晚清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在“文明”的性质和等级方面,《中国评论》将中国界定为“古代文明”,亦即承认其具有部分“文明”特质,但其“文明”等级又明显低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另外,《中国评论》极为鲜明地坚持基督教作为最高“文明”的实质构成部分。在中国应如何实现更高“文明”这一问题上,《中国评论》提出了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国内法律、接受近代欧美国际法规则等要素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尤其强调以全民改宗基督教来作为道德与信仰的改良方案。与此相关的是,在对待由传教所引发的各种中外冲突时,《中国评论》的作者几乎一致主张军事干预,以捍卫传教权利,乃至捍卫借传教权改造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权利/权力。     

“山寨”热的法律思考

山寨春晚，山寨手机，山寨明星……“山寨”一词成为2008年网络搜索最热词之一，2009年继续大热。2008年12月3日《新闻联播》对山寨文化进行了报道，令山寨现象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关注目光。     

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试离婚”

2010年1月4日，郑州市民政局的统计数字表明，该市2009年协议离婚的总数为14438时，离婚年龄段越来越年轻化。     

对“私人通缉令”的法律思考

2010年4月6日．在“猫扑”网上看到这样一则“私人通缉令”，其内容为3月30日上午，某同学在一处工商银行取款机取过钱后，由于疏忽把银行卡遗忘在取款机里，结果被随后的取款者取走了卡上的500元钱，失主发现后通过银行和学校调出了当时的监控录像并拍下了照片，称本着大家是同学不想把事情闹大，限取款者3天之内将钱退还到所说的卡号里面。     

共同关注“活的法律”

《判例与研究》从创刊至今已走过十年，从它的诞生到成长，我和在座的一些同事和朋友目睹了这一过程。在此，我为《判例与研究》的策划人、主办人、投资人、还有读者，为有今天这个杂志而倍感骄傲!同时也为这些人的远见卓识、为他们潜心科研意识的情结、也为他们为事业的追求、为他们为了做好业务而不断在理论方面提升而感到由衷的钦佩!     

聚焦“法律监督与社会矛盾化解”研讨会

2010年10月13-14日,由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检察官杂志社主办、黑龙江省宝清县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法律监督与社会矛盾化解＂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体育馆隆重召开。与会的20余名优秀基层检察院检察长代表、部分优秀基层检察院业务骨干等近60名同志欢聚一堂，提出问题、介绍经验、分享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及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领导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同时得到黑龙江省宝清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德才兼备”的小偷儿

一老友,拿着一册《廉政瞭望》杂志（2010年8期）,笑眯眯地说道,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德才兼备的小偷儿＂,令人佩服。     

徘徊在伦理与法律之间的“换脸手术”

吴宇森导演的大片《换脸》相信已为公众所熟悉，影片播出后，曾引起不少人浪漫的遐想：“什么时候人们可以像换衣服那样换脸？”可就在不久前，银幕上的情节竟然被搬进了现实生活，这种遐想似乎突然变得近在咫尺。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追求,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由来已久,从制度设计层面回溯,1954年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85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整部宪法出现“平等”一共有7次。令人扼腕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被无限扩大化、泛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重要的法治追求被抛到脑后,我们的社会也因此遭受重大创伤。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拼车族”

中国市场最大、最活跃的生活信息门户赶集网日前发布报告称：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拼车出行已经成为2010年国庆长假都市市民主流的探亲旅游出行方式。有达6．5％的中长途旅行者出行选择网络拼车，成为继火车、长途巴士、自驾、飞机等传统出行形态之后的重要出行方式。     

“法律与发展研究”评析——兼谈“法律移植”的若干问题

<正> 法律与发展研究(简称SLADE)自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近30年的必衰演变。作为一场运动虽已沉息下去,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卷入这场运动的国家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依然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和影响。最近几年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也传入我国,引起法学理论工作者和立法机关的注意。在有关法律移植、立法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都涉及到法律与发展的论题,并围绕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开展过几次计论。这些讨论     

“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与基本法律的修改权

《选举法》第五个修正案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第一,根据法治发展的成果与理念,将宪法的平等、公平与公正的理念体现在选举法的规范与体系之中,具体表现在实行城乡平等选举权;第二,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丰富民主生活,增强候选人的＂透明度＂;第三,选举程序更加规范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