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形象建设: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执行主体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 ,而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的形象。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首先要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改进政府形象 ,以此增强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危机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与执行的有效性、规范性和正当性密切相关。而在中国,由于政策资源不足、效果不佳、行为不规范,执行过程已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它正不断地损害着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服从。因此,政治上的明确支持,执行机构的严格控制,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重建其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机构是否合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素质,工作制度是否健全,决策是否正确等是通过政策执行结果来检验。政策执行是对决策目标进行实践验证,进一步完善决策。政策执行的效果是评估政策效益的客观依据,通过评估,改进政策制定和执行体制,提高政策效益。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直接实施的主体,如何有效的执行公共政策,是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涵义,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因素和解决阻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希望能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浅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过程中,是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各种力量综合而成的整合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统治的合法性。然而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目前地方政府存在政策执行力不佳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政策实践中要求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创新,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     

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探析

公共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愈来愈密切地与政策执行相关。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一项政策出台后,只有通过正确的执行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能否正确执行并规避偏差,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存在价值和价值的实现。     

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我国族群政策探析

我国族群政策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这套政策在多年的执行实践中出现了各族群不公平、族群认同度高于国族认同、政策执行主体心态不成熟等偏差。从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视角来看,调整这些偏差需要在族群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国族认同教育、适当调整少数族群的"特权"、弱化少数族群公民的族群意识、强化政策执行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进中华民族全体公民维护好各族群平等团结的大局。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

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设计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应关注这种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以地方政府合法性为导向,依据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特点,借助平衡计分卡,以政策目标共识、学习与成长、政策执行流程、政策执行成效(3E+利益相关者满意)为测评维度,并基于对指标的筛选,可以形成一套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体系。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公众参与：执政党政策合法性的新来源

执政党依靠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循环中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而政策执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选择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环节的政策宣传,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方法,具有政策信息传播功能、政策行动引导功能和政策行为劝诫功能。同时,政策宣传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其对于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又有着现实限度。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政策宣传应随着其政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包括：更新宣传理念、改进宣传方式、创新宣传体制、优化宣传环境以及提升宣传效果。     

公共政策活动与制度建设

走向精细化的总体社会治理,要求执政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必须注重将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安排的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在总体社会转向稳定和谐建设时,则要注意将制度建设和政策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     

试论政府采购公共性提升之策

公共性是政府采购的本质属性。政府采购的公共性也就是政府采购的公共管理性、公共政策性。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内在地要求政府的采购行为必须贯彻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三公”原则。     

政府问责制：中国的现状与反思

问责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并取得很大成效,但是,我国问责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通过政务信息公开,加强问责的法制化,强化公务员的服务意识等措施加以完善。     

简论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及规范途径

公共性作为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合法性、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以及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标度。由于政策主体、客体及环境多重因素的作用,公共性缺失成为政策过程常见的现象,公共性缺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理念,以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这一最为核心精神的背离,所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是当前应予关注的问题。基于政策主、客体与环境在政策公共性缺失中的肇始作用,可以从政府主体、公众客体及制度环境三个角度着手寻找破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