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英华：官清民自安

事实证明，治理腐败，靠圣训是无法持久的，个人再聪明，也比不上制度的力量大，想反腐，最终要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就是法治与吏治；而吏治的核心，在于官员如何产生。
　　不解决制度问题，一切靠自己，犹如右手拿刀，不论怎样舞弄，也无法砍掉右手。以慈禧的“新政”为例，她想借此改变旧制度，结果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就像本指望用吃药来治心脏病，却被药毒死了，这就是制度困境。     

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考绩是清朝对文官的定期监督制度。清朝考绩制度源于明制而又有变化 ,其定制时间是雍正元年。考绩有明确的方式和程序 ,在程序中对“注考”的要求最为严格。清朝考绩以“四格”评等第 ,以“六法”论处分。考绩评等中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为朝廷关注之焦点。清朝考绩的实施状况 ,自顺治至嘉道时期较之咸、同以降要好得多。如果宏观地考察 ,考绩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 ,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实施 ,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历朝君主极为重视和考绩立法较为完善。然而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 ,清朝考绩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举劾夫衡 ,二是迎承为尚。     

康熙注重整顿吏治

清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他曾多次讲道：“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治之贪廉”。在整顿吏治方面，康熙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严格官吏考核制度 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方法。考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考察则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种。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只是从考察中分出了京察、大计两法。历俸三年考满，对在朝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为京察，对地方其他官员的考核称大计。顺治至康熙初年相当长一段…     

反腐升级

自“习李新政”开启以来,反腐倡廉就成了国家年度记忆的重头戏.而铲除奢靡、官僚、懒政等官场沉疴,正是吏治整顿的重要方向. 这一年,从党政领导禁读在职博士后的戒律,到将“联谊会”、 “同学会”列入禁区的干部培训新规,吏治制度继大规模的治奢禁令后,已进入全面升级时代.     

清朝前期“律＂和“例”维护父权效用之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前期“律”和“例”在维护父家长权力方面的效用考察,认为清朝父家长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婚姻、人身自由等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父家长制家庭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缩影。清朝前期父家长权力的提高,与清朝前期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基本同步,受礼法保护的父家长成了专制王朝控制社会成员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清律基本继承明制,但在处理家庭伦纪案件时,例比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基干律,又不拘泥干律,实际效用上超过律。这是清朝为消除民族隔阂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唐律看唐朝从严治吏

唐朝统治者在吏治方面实施安人宁国的吏治方针,并承袭了法家以律治吏的思想,运用唐律作为整饬吏治的有力工具,通过强化对有职权者的法律监督,建立对官吏罪责追究的严密网络,并通过倡导吏治廉洁,严防司法腐败等方面来对官吏进行全面的管理。立法者根据宽猛相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立法思想,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对我国在职官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唐律看唐朝从严治吏

唐朝统治者在吏治方面实施“安人宁国”的吏治方针，并承袭了法家以律治吏的思想，运用唐律作为整饬吏治的有力工具，通过强化对有职权者的法律监督：建立对官吏靠责追究的严密网络，并通过倡导吏治廉洁，严防司法腐败等方面来对官吏进行全面的管理。立法者根据宽猛相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立法思想，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对我国在职官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玄烨整饬吏治的法律思想

官吏是保证国家法律法令得以贯彻实施的媒介，吏治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权安危。因此，治吏成为统治者治国的重要任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迄明为止，关于吏治的理论与实践已十分丰富。尤以儒家的“人治”和法家的“术治”最为突出，一直为统治者遵奉。玄烨（即清圣祖康熙）在继承传统吏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特色的吏治思想。玄烨继承了传统法律思想中重视吏治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治人”即“吏治”：“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o后来更多次重申这一观点：“为政以得人为…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明代官吏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明代作为封建制后期一个卓有建树的王朝,其法律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擅权越权等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作出了具体、严密的规定,在预防和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也建立了较以往历代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在明前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吏治呈现一时之清明。然而,至明代中后期,官吏职务犯罪情况日益严重,吏治腐败局面终难扭转。     

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

唐律与《贞观政要》中都有吏治的内容。《贞观政要》记载的关于吏治的内容与唐律中吏治的规定关系密切,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有唐律的吏治规定作支撑;《贞观政要》中有些诏令的内容演变成唐律吏治的规定;《贞观政要》中关于吏治的要求和规定丰富了唐律吏治规定的内涵;《贞观政要》中对官吏的要求补充了唐律的吏治内容等。还需关注的是: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具有互补性;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理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唐律的修订和在《贞观政要》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重合等。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及其启示

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惩贪立法、考课、监察以及俸禄制度等诸多方面。廉政建设首重制度保障,其次还要重视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这既是中国历朝统治者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吏治清明盛世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给我们的启示是,君主专制制度既是腐败最主要的制度根源,也是廉政建设最大的制度障碍。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惩治腐败立法的完善并不能持续有效地遏制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吏治的清明只是一种短暂、偶然的现象,而吏治的腐败则是长期、必然的现象。     

中国历代“肃贪”法律刍议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官僚机构很早已趋发达,因此历史上留下的有关反腐肃贪的法制也较多,这方面的内容可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便可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和严重的问题.吏治的清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民心的得失,国家的治乱与兴衰,成为封建王朝周期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历代王朝的开明之士,求治之君对此均有所认识.尽管历代各朝法令政策各异,但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其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对吏治都十分重视,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肃贪”便是其一.……     

清道咸时期的官场腐败与吏治整饬

据史料记载,清末的官场腐败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咸时期的吏治败坏可概括为:官场之间的迎来送往、官吏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捐纳和保举的推广滥用、胥吏对司法的操纵和影响四个方面.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有意整饬吏治,但却无果而终;晚清思想家提出救亡革新之路,却只停留在书生议政阶段,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清政府终病入膏肓.     

浅议清代吏治框架下州县官的司法职能

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吏治"关乎国家安危,清代州县官作为当时最基层政权的管理者,在"吏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尤其是州县官的司法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唐律》惩贪治吏思想浅析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对其作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内容详尽,刑罚严峻,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本文从唐律从严治吏的历史原因入手,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论宪法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

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相结合,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形成了强大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在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中,宪法的概念开始发生划时代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思想渊源方面,人们开始跳出民本主义的思想樊笼,进行政治变革的思路出现了从民本到民主的转变,根本法的观念开始确立,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以便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逐步形成.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治理环境的法制思考:依法端正政府行为,迅速建立市场规则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蔓延,伴随吏治腐败而日渐剧烈,使这10年中已初具规模的中国法制,又面临严峻的挑战. 继提出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后,物价改革的闯险攻关遭遇风浪,决策层推出了整顿秩序、治理环境的新招,并号召反对贪污腐败,实行廉政,以发挥执政党的政治优势等等,这一切无一例外的都得依靠法治,而中国法制的现状,对此重任实在是力不从心.很显然,现在并不是法学家在向时代提问题,而是时代发展在向法学家提问题.     

“大清相国”陈廷敬的为官韬略

作为康熙决策集团的重要成员,陈廷敬一生为官五十余年,先后担任过左都御史,吏、户、刑、工四部尚书以及宰辅之职的文渊阁大学士,集权臣的干练务实与儒者的道德文章于一身.他以清勤廉慎的态度、干练务实的作风,为清王朝的巩固,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反贪倡廉、肃清吏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作为文人的才情更甚,提起《康熙字典》谁人不晓,只是他的名字早已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